兩性共同體諒描述：：上官婉兒的形象演變：從“忠心奉上”到“死有余辜” 作者丨楊永康 張宇軒 碑刻墓志是對傳世文獻極好的補充,《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銘并序》的出土備受學界矚目，它的出土顛覆了學界對上官婉兒的傳統認知，讓我們看到了上官婉兒另外一種形象，出土墓志與傳統史傳之間的巨大差異引發了學者的關注。 在以《舊唐書》為代表的傳統史傳中，上官婉兒的形象是反面的，淫亂弄權，死有余辜；在新出土的墓志中上官婉兒的形象則是正面的，忠心奉上，無辜受難。同一個上官婉兒，形象差異何以如此巨大？筆者認為李隆基與太平公主之間激烈的政治斗爭對上官婉兒形象塑造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本文出處：《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總第20卷》，楊共樂 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忠心奉上：“唐隆政變”與官方墓志對上官婉兒形象的塑造 景龍四年 （710） ，唐中宗李顯去世后，韋皇后為控制朝政，與黨羽擁立了中宗幼子李重茂為帝，改元唐隆。同年六月，李隆基與太平公主合謀發動了政變，唐睿宗李旦登上了皇位，改元景云，是為唐隆政變。上官婉兒在這場政治斗爭中不幸殞命，《舊唐書》本傳云：“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于旗下。”《資治通鑒》云：“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斬于旗下。”很顯然，上官婉兒是被李隆基有意殺害的。上官婉兒作為中宗朝的權勢人物，她的死頗值玩味。 曾有學者認為上官婉兒之死是受到了韋皇后的牽連，因為她與韋氏關系密切而被李隆基所殺。然而2013年出土于陜西咸陽的上官婉兒墓志卻否定了這一說法，根據出土墓志的記載，上官婉兒與韋皇后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她跟太平公主的關系更為密切。也正是因為與太平公主走得太近，引起李隆基的猜忌，最終導致婉兒被殺。 唐隆政變發生在六月二十日，上官婉兒死于這一天，時隔兩月，朝廷于八月二十四日，為上官婉兒舉辦了葬禮，墓志也隨之下葬。新出土墓志透露出一些極有價值的信息。 首先，記載上官婉兒與韋皇后、安樂公主斗爭的事跡，這一史實為傳世文獻所無，值得特別重視。“神龍元年，冊為昭容。以韋氏侮弄國權，搖動皇極。賊臣遞構，欲立愛女為儲；愛女潛謀，欲以賊臣為黨。昭容泣血極諫，扣心竭誠，乞降綸言，將除蔓草。先帝自存寬厚，為掩瑕疵，昭容覺事不行，計無所出。上之，請擿伏而理，言且莫從；中之，請辭位而退，制未之許；次之，請落發而出，卒為挫衂；下之，請飲鴆而死，幾至顛墜。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堅貞，廣求入腠之醫，才救懸絲之命，屢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請退為婕妤，再三方許。”李明、耿慶剛解讀為“上官昭容極力與韋后、安樂一黨劃清界限，甚至不惜請飲鴆而死，幾至顛墜”，仇鹿鳴將這段史料解讀為“上官婉兒以死勸諫中宗除去韋后”。上官婉兒與韋后、安樂公主的激烈斗爭令人驚訝，因為這樣的記載不見于傳世文獻，并且顛覆了婉兒與韋后同黨的傳統認知。 這段材料大致可以解讀為：中宗上臺之后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放任韋后、安樂公主發展各自的勢力，婉兒感受到威脅，因而勸諫中宗，希望他能夠限制韋后、安樂公主的勢力，婉兒的勸諫沒有得到中宗的采納，婉兒被迫飲鴆極諫，差點死去。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婉兒勸諫的訴求應該是限制韋后、安樂公主的勢力，并非完全鏟除韋后、安樂公主。作為一名資深政治家，婉兒當然明白完全鏟除韋后、安樂公主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關于婉兒勸諫的時間，以上兩文并沒有明確指出。筆者認為，這件事情應該發生在神龍二年 （706） 李重俊被立為太子以后至李重俊發動景龍政變 （707） 之前這段時間。神龍二年七月，李重俊被立為皇太子，但因不是韋后所生，頗受猜忌。安樂公主也多次請求中宗廢掉李重俊，立自己為皇太女，李重俊感覺太子地位受到威脅，于神龍三年七月發動政變。“以韋氏侮弄國權，搖動皇極。賊臣遞構，欲立愛女為儲；愛女潛謀，欲以賊臣為黨”，應該指的就是這一歷史背景。《景龍文館記》有云：“ （婉兒） 自通天后，逮景龍前，恒掌宸翰。”則景龍之后，婉兒離開政治中樞。結合墓志的記載，可以推知神龍年間婉兒已經與韋后、安樂公主產生矛盾，結果婉兒在這場政治斗爭中失敗，最終由昭容降級為婕妤，受此影響婉兒在景龍后淡出政治中樞。墓志對婉兒飲鴆極諫事跡的記載極為重要，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婉兒與韋后集團的關系。韋后、安樂公主是唐隆政變的主要對象，婉兒與她們斗爭的事跡自然會被當作重要的功績加以放大宣揚，墓志詳細敘述婉兒飲鴆極諫的慘烈情節，婉兒“忠心奉上”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 其次，隱諱了上官婉兒的死因。“昭容居危以安，處險而泰。且陪清禁，委運于乾坤之間；遽冒铦鋒，亡身于倉卒之際”，墓志雖然明確表示上官婉兒之死實屬無辜，但也有意隱諱了上官婉兒被李隆基所殺的史實。 最后，記載了朝廷對上官婉兒的禮葬。“皇鑒昭臨，圣慈軫悼，爰造制命，禮葬贈官。”上官婉兒死后，朝廷按照禮制進行安葬，哀榮備至。“太平公主哀傷，賻贈絹500匹，遣使吊祭，詞旨稠繆。”太平公主對上官婉兒之死極為哀傷，由此也可以看出兩人關系極為密切。 與舊、新《唐書》上官婉兒傳相對比，墓志中上官婉兒的形象截然相反。通讀墓志可知，此時官方對上官婉兒評價非常正面，“光前絕后，千載其一”。墓志中上官婉兒的形象很是美好，德才兼備，忠心奉上，無辜受難。墓志對婉兒的評價基本上與中宗朝《起復上官氏為婕妤制》 （709） 相一致。反觀與上官婉兒同一天殞命的韋皇后、安樂公主，她們的境遇就比較悲慘，“梟后及安樂公主首于東市。翌日，敕收后尸，葬以一品之禮，追貶為庶人；安樂公主葬以三品之禮，追貶為悖逆庶人”。在被處死后的第二天，二人就被貶為庶人，降級安葬，由此亦可證明婉兒并非韋后同黨。 同樣都在唐隆政變中被李隆基處死，為何官方態度反差如此之大呢？根本原因在于上官婉兒與李旦、太平公主屬于同一陣線，共同反對韋皇后和安樂公主。李旦通過唐隆政變登上皇位之后，并沒有忘記這位昔日的政治盟友，朝廷以原官禮葬婉兒并做出了較高評價。 鄭雅如先生曾指出：“景龍四年 （710） 六月，中宗突然駕崩，韋后于京城布署重兵，遍布諸韋親黨于要地，企圖臨朝稱制；史書記載婉兒與太平公主合謀，于遺制中引‘相王旦參謀政事’，試圖牽制韋后，韋后及黨羽不欲相王分權，不惜違反遺詔，此乃婉兒非屬韋黨最有力的證據。中宗之死出于突然，婉兒卻能在緊要關頭與太平公主合謀，最合理的解釋是，在此之前，彼此早已聲氣相通。史書所謂婉兒‘歸心王室’，可與此事合觀，反映中宗朝后期婉兒與相王、太平公主應屬于同一陣營，而非韋后一黨。”墓志的出土進一步坐實了這一觀點，早在神龍年間婉兒就與韋后、安樂產生了矛盾，以貶官收場。婉兒死后，太平哀傷，墓志毫不避諱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的親密關系。 李明、耿慶剛二位先生認為，太平公主與婉兒同齡，同在宮中長大，具備頻繁接觸的條件，婉兒曾與武氏過從甚密，而太平公主的第二任駙馬武攸暨正是武氏家族成員，太平公主與婉兒有私交和相同政見是完全有可能的。他們進一步推測，上官昭容的安葬，太平公主有游說睿宗的莫大之功。所言甚是，正是因為與太平公主的親密關系，即使此時的李隆基已經貴為太子，朝廷也沒有將婉兒列入逆臣名單，堅持對婉兒葬之以禮。仇鹿鳴先生說：“但從志文的書寫及葬事的安排中，仍可看出太平公主與李隆基之間互相角力的痕跡。”婉兒曾與太平公主合謀，于遺制中引“相王旦參謀政事”，立有擁戴之功，婉兒沒有因此受到官方的追贈和封賞，這么重要的事跡被墓志有意隱沒，顯然是官方也顧及了李隆基的立場。總之，墓志中婉兒“忠心奉上”的形象是太平公主與李隆基博弈的結果，雙方都可以接受。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既然同屬一個陣營，李隆基為什么要有意誅殺上官婉兒呢？鄭雅如先生認為，“婉兒之死除了因她曾為武氏一黨，也由于她身為女性卻掌握權力、左右朝政，故不為李隆基所容”。筆者認為后者是李隆基誅殺上官婉兒的重要原因。上官婉兒如果活著，就會以擁立之功受到李旦重用，這種局面的出現對李隆基極為不利。婉兒身處禁內，政治能力突出，一定會對李旦繼續施加強大的影響，更不用說和太平公主聯手了。為了減少一個政治上的競爭對手，李隆基對待婉兒的態度肯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安，同為女性且久經政治風暴歷練的太平公主也一定會洞悉李隆基的心思，對其處死婉兒保持警覺。隨著韋武集團覆滅，李旦登上帝位，相王集團與韋武集團的矛盾轉化為太平公主與李隆基之間的矛盾，太平公主開始利用婉兒之死大做文章，對李隆基發動攻擊。 天子良輔：“追復昭容”與上官婉兒形象的進一步美化 如前所述，朝廷對上官婉兒的禮葬背后已經反映出太平公主與李隆基的不和。上官婉兒被李隆基有意加害，朝廷卻大張旗鼓地禮葬婉兒，將她塑造成忠心奉上、無辜受難的忠臣形象，絲毫不顧及已經貴為皇太子李隆基的感受，這背后顯然有太平公主的推波助瀾。上官婉兒葬禮之后不久，李隆基與太平公主的斗爭逐漸公開，進入白熱化階段。景云二年 （711） ，二人徹底決裂。“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范門內，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在兩人矛盾徹底公開的情況下，太平公主開始利用上官婉兒話題持續向李隆基施壓，通過抬高婉兒的地位、美化婉兒的形象打擊李隆基。 首先，推動朝廷對上官婉兒進行追贈。上官婉兒最初是以本官婕妤下葬的，故墓志所用標題為“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銘并序”，志蓋卻題為“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銘”，志蓋即官方追贈的產物。“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謚曰惠文。”在上官婉兒葬禮舉辦近一年后，朝廷又提高了上官婉兒的身份，并追贈了謚號。追復官職、追贈謚號等舉措是在政治層面上對上官婉兒功德的進一步肯定。張說《昭容上官氏碑銘》即作于此時，與墓志相比，碑銘更加抬高了上官婉兒的品行：“天降時雨，山川出云。乃生靈媛，祚我圣君。精微其道，煥炳其文。三光錯行，昭容綱紀。百揆繁會，昭容條理。外圖邦政，內諗天子。憂在進賢，思求多士。” 墓志表其忠，碑銘彰其賢，婉兒被進一步塑造成了天子良輔；碑銘還進一步點出上官婉兒之死為無辜受難：“忠孝心感，天焉報之？吉兇有數，邱焉禱之？如彼九日，羿焉暴之？如彼三良，秦焉悼之？”好人沒好報，婉兒為忠臣賢臣，卻落得個被李隆基處死的下場。不難想象，官方進一步抬高上官婉兒的行為一定是太平公主操縱的結果，抬高婉兒也就是貶低李隆基。通過此舉可以譏諷李隆基濫殺忠良，并向其示威。“天子良輔”上官婉兒被李隆基有意殺害，這對李隆基的個人形象是極為不利的。 其次，與贈謚“惠文”相表里，推動朝廷為上官婉兒編撰文集。傳統說法認為，上官婉兒的文集是由李隆基于開元初下令撰成的，經過陳祖言、鄭雅如二位先生考訂，上官婉兒的文集正是在太平公主的推動下編撰而成的，時間應該在景云年間。李明、耿慶剛也認為：“《舊唐書》記載：玄宗令收其詩筆，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為之序，《新唐書》系年于開元初。直到陳祖言作《張說年譜》，才認為此說有誤，將張說此序寫作時間系于景云二年 （711) ，可謂灼見”。序文末段敘述編纂文集的緣起提到：“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游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管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由此可知請為上官昭容編纂文集的正是太平公主，上表的對象是其兄唐睿宗，不是后來的唐玄宗這一說法。” 開元初，太平公主已被李隆基賜死，張說已被罷相，不可能奉李隆基之命編撰上官婉兒的文集。張說《昭容上官氏碑銘》主要贊揚上官婉兒的品行功德，《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則極力稱頌上官婉兒之才華，“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云飛，咸同宿構”。更讓人吃驚的是，序中堂而皇之地記載了上官婉兒“秤量天下”的“趣聞”：“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襁褓，入于掖庭，天實啟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本來只是夸張的私家小說，卻被鄭重其事地記載在官方的文本之中，上官儀、上官庭芝因罪伏誅反倒成全了一段“毀家而資國”的佳話，“秤量天下”的故事使上官婉兒“天子良輔”的形象進一步坐實。 太平公主如此美化上官婉兒，其背后的用意很明顯，婉兒功德越大、才華越高，李隆基則罪孽越重矣。如此有才華之人卻被李隆基殺害，他是多么的嫉賢妒良。太平公主抬高上官婉兒也是抬高自己，重視婉兒也就是愛惜人才。太平公主也可以利用這一動作拉攏婉兒門下的文士集團，壯大自身的勢力。 總之，因為上官婉兒曾反對過韋皇后和安樂公主，在唐隆政變之前與李旦、太平公主、李隆基屬于同一陣營，盡管在唐隆政變中上官婉兒被李隆基有意加害，李旦上臺之后從大局出發還是對上官婉兒進行了禮葬，婉兒身后哀榮備至，所以墓志中的形象正面積極。唐隆政變之后，李隆基與太平公主的矛盾很快公開化，太平公主故意利用上官婉兒身后事打擊李隆基。婉兒被朝廷追贈昭容，并贈謚“惠文”，婉兒地位被進一步抬高，個人形象也被進一步美化，墓志中“忠心奉上”的婉兒被拔高到“天子良輔”，婉兒“無辜受難”的形象愈加凸顯。然而，上官婉兒的正面形象并沒有維持太久，隨著太平公主在政治上的失敗，上官婉兒的形象也隨之跌至谷底。 死有余辜：“先天政變”與國史對上官婉兒形象的重塑 先天二年 （713） 爆發的“先天政變”，對唐代國史中上官婉兒形象的確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延和元年 （712） 八月,唐睿宗李旦傳位給太子李隆基，自己退為太上皇，改元先天。先天二年 （713） 七月，太平公主等人圖謀政變，“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軍作亂”。李隆基與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人先發制人，將太平公主黨羽誅殺殆盡。太平公主最終被賜死家中，其夫武攸暨墳墓也被毀。隨著太平公主在政治上徹底被李隆基打倒，早已死去的上官婉兒也受到牽連，其墓也同時被毀。墳墓被毀意味著官方給予墓主的禮遇被取消，也意味著墓主在政治上被打倒，生前為朝廷所做的貢獻被徹底否定，同時也意味著官方對上官婉兒評價的改變。受太平公主所累，國史中的婉兒形象發生了逆轉式的改變。 先天政變以后，威脅李唐皇權的各種政治勢力已悉數瓦解殆盡，唐朝政治進入了相對穩定期。“開元四年 （716） 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劉子玄、吳兢撰《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成，以聞。”這次修史活動形成了三朝實錄的最終定本，標志著官方對“武周革命”至“先天政變”期間復雜的政治斗爭史進行了系統梳理，對這一時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進行了蓋棺定論。《舊唐書》中上官婉兒的形象也是在這次修史活動中最終定格的。上官婉兒死于“唐隆政變”，按照唐代實錄的編撰原則，她的官方傳記應該附在《睿宗實錄》之中，上官婉兒歷史形象的塑造、生平事跡的書寫以及歷史評價自然要掌握在李隆基手中。學界公認《舊唐書》史料主要取自實錄、國史，《舊唐書》中上官婉兒形象主要從《睿宗實錄》繼承而來的。由是觀之，《舊唐書·上官婉兒傳》雖然成書于五代時期，但其主要文本還是體現著李隆基的意志和唐代官方的立場。 與官方墓志中上官婉兒形象相比，唐代國史對她的塑造是顛覆性的。墓志中，上官婉兒忠心奉上，與韋后、安樂公主進行過斗爭，而《舊唐書》中的上官婉兒則穢亂宮闈、挾勢弄權，與韋武集團沆瀣一氣。顯而易見，唐代國史故意對婉兒進行了丑化和貶低。 首先，虛構婉兒與人私通的事跡，指責其穢亂宮闈。“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上官婉兒為中宗昭容，卻與武三思關系混亂，穢亂宮闈。不僅如此，婉兒還與外朝官員私通，“婉兒又通于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敘其功而加褒賞”。據本傳記載，上官婉兒因為與崔湜私通，所以利用職務之便，在中宗遺制中對崔湜進行了褒賞。這件顯然是捏造的，《舊唐書·崔湜傳》說：“睿宗即位，出為華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以通，竟為夏潦沖突，崩壓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據此，追論崔湜開山路功，事在睿宗朝，此時婉兒已死，何來草遺制加褒賞之事？上官婉兒與武三思、崔湜關系密切固然是事實，但是說婉兒與他們淫亂，顯然是惡意丑化。在封建時代，對女性形象的貶低莫過于指責其淫亂失貞。 其次，有意隱沒婉兒與韋后、安樂公主斗爭的史實，捏造其與韋武集團同流合污。如前所述，婉兒在節愍太子李重俊發動“景龍政變”之前，就已經公開與韋后、安樂公主進行斗爭，其要求中宗限制韋后、安樂公主的訴求是有利于李重俊的。武三思的立場則傾向于韋后和安樂公主，“三思既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嘗忌節愍太子，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之”。假如朝廷立安樂公主為儲，武氏后人有可能繼承皇位，對武三思和武崇訓是有利的，因而在廢李重俊的問題上韋、武是一致的，這也直接導致武三思父子在景龍政變中被殺。上官婉兒與韋武集團在政治立場上有根本的分歧，由此看來，婉兒即便與武三思相熟識，他們之間的關系也不可能十分親密。《舊唐書》對他們關系的描述卻恰恰相反，“（中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床，與后雙陸，帝為點籌，以為歡笑，丑聲日聞于外”。“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唐代國史指責上官婉兒與武三思關系密切，采取“尊武抑李”的政治立場，顯然是為了將婉兒與韋武集團捆綁在一起進行丑化。 從墓志所載上官婉兒與韋后、安樂公主斗爭的史實，以及上官婉兒與太平公主合謀共立李旦參謀政事的做法來看，“歸心王室”恐怕早就是上官婉兒的政治選擇，而不是傳統上認為的李重俊發動“景龍政變”之后。上官婉兒傳說韋后與武三思私通是靠婉兒居中牽線搭橋，這樣的記載實屬夸張，安樂公主嫁給了武三思的兒子武崇訓，武三思與李顯本來就是親家，加之早已形成的李武一體政治格局，兩家關系自然親密，何須婉兒多此一舉。武三思與韋后下雙陸棋，李顯點籌，就兩家的親密關系而言并不是十分出格的事，然而經過史官有意涂抹，親家之間的普通游戲就被歪曲成穢亂宮闈的丑事了。上官婉兒傳有意隱沒了上官婉兒“歸心王室”的政治立場，污蔑其與韋武同流合污，根本用意還是對上官婉兒進行丑化和貶低。 最后，虛構婉兒與李重俊之間的矛盾，將其塑造成引發“景龍政變”的首禍。神龍三年 (707) 七月，太子李重俊與李多祚、李思沖、李千里等人發動兵變，誅殺武三思、武崇訓父子，之后攻打宮城，意圖殺死韋皇后、安樂公主等人，被阻于玄武門外，因士卒倒戈而失敗。李重俊被部下殺死，是為“景龍政變”。根據《舊唐書·上官婉兒傳》的記載，婉兒是引發李重俊政變的首禍。“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節愍太子深惡之，及舉兵，至肅章門，扣閣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與后遂激怒，并將婉兒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俄而事定。”按照這種說法，李重俊是因為婉兒“尊武抑李”，才發動兵變，婉兒是李重俊索要的首犯。在婉兒的挑唆下,李顯與韋皇后保護婉兒登上玄武門。 然而，《舊唐書·李重俊傳》對此卻有不同的描述：“時武三思得幸中宮，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為奴。或勸公主請廢重俊為王，自立為皇太女，重俊不勝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祎之、沙咤忠義等，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余人，殺三思及崇訓于其第，并殺黨羽十余人。又令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與三思奸通，扣索之。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赴玄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令率留軍飛騎及百余人于樓下列守。”以這條材料來看，李重俊兵變直接矛頭是武三思父子和韋后母女，因為他們對李重俊的太子地位形成了直接的威脅，婉兒只是被當作次犯來對待。在這條材料中，登上玄武門樓的是韋皇后和安樂公主，婉兒并沒有出現。 無論是把上官婉兒當首犯還是當次犯，這樣的說法顯然都是后來捏造出來的，因為婉兒在安樂公主欲謀儲位的問題上是站在李重俊一邊的，甚至飲鴆自殺，差點死去，李重俊于情于理都不會將兵變的矛頭指向婉兒。官方將婉兒與武三思進行捆綁，編造婉兒與李重俊之間的矛盾，把她塑造成“尊武抑李”、挾勢弄權的奸臣，主要目的在于丑化和貶低婉兒，借以證明婉兒被李隆基誅殺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上官婉兒死于唐隆政變 (710) ，與李隆基發動的先天政變 (713) 并無直接的關系，李隆基為什么還要如此丑詆她，將之塑造成一個穢亂宮闈、挾勢弄權的奸臣形象呢？可以從三方面來分析其原因。首先，為了抹黑對手，打擊太平公主集團。婉兒生前與太平關系密切，死后曾被太平公主當作打壓李隆基的工具，太平公主通過抬高婉兒來貶斥李隆基不容賢良，濫殺無辜。李隆基在徹底擊敗太平公主后，掌握了國史書寫的話語權，當然會反其道而行之，通過丑化婉兒，暗示其死有余辜。太平公主力捧的人，李隆基一定會打壓，先天政變之后婉兒墓被毀也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其次，替自己濫殺上官婉兒回護。 如前所述，如果上官婉兒在唐隆政變之前就與太平公主、相王李旦結盟，且形象正面，不管李隆基出于什么動機殺死婉兒，濫殺盟友與忠良的罪名顯然是要背負的。只有將婉兒污名化才能證明其死有余辜，替李隆基誅殺婉兒找到合理的借口。正因為如此，本屬相王集團的婉兒，被李隆基惡意塑造成韋武集團的同路人。最后，對婦人干政保持警惕，有意對婉兒進行貶低，借以夸大婦人干政的危害。婉兒并非個案，通觀《舊唐書》，唐代官方對太平公主、韋皇后、安樂公主等人，甚至包括武則天在內，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貶低與丑化。李隆基親身經歷了韋武之禍，以及與太平公主激烈的政治斗爭，他一定能夠深刻體會到婦人干政對皇權政治的危害，這樣的經驗教訓也一定會有意或無意地被放大，影響唐代國史的書寫。 綜上所述，受唐代政治斗爭的影響，上官婉兒死后其形象經歷過官方多次塑造。第一次是在唐隆政變剛剛結束之后 （710年） ，在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支持下，官方以婕妤之禮安葬了婉兒，婉兒身后哀榮備至，墓志中婉兒的形象非常正面，她忠心奉上，無辜受難。第二次是在景云二年 （711） ，太平公主與李隆基公開決裂之后，在太平公主推動下，婉兒被追復昭容并贈謚，墓葬的規格也相應提高，張說為之作《昭容上官氏碑銘》，朝廷為之編撰文集。這一時期的婉兒形象被進一步拔高，被太平公主當作打擊李隆基的工具。婉兒被塑造成“天子良輔”的形象，李隆基則要暗自承受濫殺忠良的輿論壓力。 第三次是在李隆基發動“先天政變”之后，太平公主在政治上被徹底打敗，李隆基掌握國史書寫的話語權 （716年） ，婉兒的正面形象被徹底顛覆，官方最終將其塑造成穢亂宮闈、挾勢弄權、死有余辜的奸臣形象。三種形象相比較而言，墓志中的形象更接近婉兒的本來面目，此時太平公主與李隆基之間的政治斗爭尚未公開化，墓志的書寫受政治斗爭的干擾最小。按照太平公主意志塑造的“天子良輔”形象則有過分美化之嫌，按照李隆基意志塑造的“死有余辜”形象則因肆意抹黑，最不可信，離事實最遠。總之，中國古代政治斗爭深刻地影響著官方歷史的書寫，政治斗爭的勝利者掌握著歷史書寫的話語權；政治斗爭的勝利者總是極力地美化自己，丑化敵人；當政治斗爭出現反復時，官方歷史書寫也會出現改變，唐代政治史的書寫概莫能外。從官方墓志到國史蓋棺定論，上官婉兒形象的演變過程也是政治斗爭影響官方歷史書寫的一個典型例證。 本文選自《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總第20卷》（楊共樂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8月版），原標題為“唐代政治斗爭與上官婉兒的形象之演變——從‘忠心奉上’到‘死有余辜’”，由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楊永康 張宇軒 摘編丨吳鑫 編輯丨安也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