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愛戀描述：：藝術設計“對對碰”①｜在深圳，創作的源泉來自何方 “藝術設計對對碰”講座現場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授權提供 一個城市的創作生態，需要靠碰撞去獲得靈感。深圳的設計師正在成為藝術收藏和創作的積極推動者，不斷介入和推動藝術生態發展；同時，越來越多的藝術家向深圳遷徙，他們的作品正在塑造這個城市有別于過去的形象。 “對對碰”，一個聽起來口語化十足的方式，是OCT-LOFT“一人一世界”第20季講座的跨界現場，圍繞深圳的“藝術和設計”發起100個問題。建筑師、藝術家、評論者、經驗持有人，當這些人坐在一起，以對問的方式推動討論時，其實是將處于這個城市內外的好奇匯聚在一起。這個現場試圖發明一個交流的規則，與對話不同的是，“問題” 是無法忽略或回避的，它必須以“回答”去了解和思考，乃至去碰撞對方的觀點。 9月12日， 藝術家薛峰和 建筑師劉珩以“在深圳，創作的源泉來自何方？”為主題，在深圳華僑城創意文化園內開啟首場講座。2017年，藝術家薛峰將工作室搬到這里，對門即是劉珩的建筑設計工作室。作為不同領域的創作者，面對創作帶來的壓力、焦慮以及危機，各人有切身的體會和思考。無論是對鄰居的好奇，還是自身的困惑，在拋向對方的問題里，是一種“窺視”后的預設。 薛峰問劉珩 原創 設計師劉珩在講座現場 薛峰：關于“原創”，你的原創從過去到今天有發生一些變化嗎？ 劉珩：我在南沙做設計的時候，會一直摳細節，花很長時間糾結一些東西，經常在改，這是一種常態。當時認識兩位朋友（這兩位老先生已經去世了），他們跟我說，其實并不需要費那么多心思去摳細節，可能這些東西的組合就是你的創意，東湊西拼，最后組合在一起就是一個創意。 東湊西拼當然是拼貼。但是，拼貼也是原創的一種創作方式，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做拼貼畫的時候，拼貼畫是有意義的，有符合組合的價值。創作并非是片段性地看它的創意，而是它組合成什么東西，組合在一起會形成什么樣的形式，所以它是一系列動作形成最后的結果。我覺得這種創意和原創是在整個過程的鋪墊中走過來的，而不是說哪一點是不是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樣。 當時我對原創的概念，有一個比較廣義或者說比較廣泛的認識。包括我們目前想做一些跨界的實踐，會需要和工程師、科學家、規劃師、地產商等不同角色做溝通。這種過程本身的組合可能就是創意本身。所以我們愿意在這個詞上面發掘更加能激發我們最終成果的一些東西。這是我對原創的理解。 變與不變 鹽田大梅沙村改造臨時展館，2017年深雙作品 薛峰：劉珩老師參與了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當時對大梅沙的城中村進行改造，這個改造體量非常大，因為涉及很多居民，是一個非常社會化的改造。還有香蜜公園婚禮堂，這是一個特別為年輕人打造的建筑，關注他們的生活和這些活動之間的關系。而在西麗的云綠地集群設計里，這個建筑既有現代部分的設計，又有經典部分的設計。在這樣一個時間變化里和不同的業務當中，你是怎么在變與不變中找到一個落點的？ 劉珩：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作為建筑師，有時候我的策略挺懶的，都是以不變應萬變，不管什么項目來了，不管多小多大，我們首先還是做手工模型。有些方法一定是固定的，手工模型是建立起我們跟未知空間的一種尺度關系，中間才不斷地建立一個很基本的框架，不斷地加營養，增加不同角度的東西。我覺得，以不變應萬變是基于你跟你要產生的這種對象之間，從人的尺度出發而來的一些比較系統化的設計手法，這一點是可以不變的。 但是我覺得變也是必然的。因為城市是變化的，城市有一定的復雜性，有人才會有城市，而復雜性在于，人是無法預測的，所以城市設計會多樣化。不管城中村的南頭古鎮還是在城鄉結合部的大梅沙村，或者是地下建筑留仙洞的設計公社，抑或在一個公園里的婚姻堂，每一個場所所面對的使用者以及不同的時代所要求的東西都不一樣。我們的變化來自我們對這個具體場地的一些特性，以及具體的使用方或由于場地產生的一些理念，這些給我們很多創作激情，這種激情會轉化成特別適合這個場地的一些方案。 我一直都用“最合適”去形容我們創作的方法。最后建筑呈現的形式，沒有最好或者不好，或者變到底是一件好事或壞事。而是應該超越這樣一種簡單的描述，找到具體的這個項目、這個場地最合適的空間方式。 選擇要和不要 深圳福田婚禮堂，劉珩作品 薛峰：因為我們的創作會涉及很多外圍的壓力，我一直覺得，要解決那些問題，突圍出來一條創作的源泉，是在選擇要和不要之間走出來的一個工作方式。你在深圳的創作源泉來自哪里？ 劉珩：白天一般都要跟很多不同的合作方“吵架”，解決很細小的問題，不斷有事情發生。到晚上我才能夠慢慢地靜下來去想一些事。我覺得創作的激發一定還是很自我的，最孤獨的時候，才是你創作最高峰的時期。所以我覺得每一天保持那一兩個小時最孤獨的時候，應該是最有意義的。我是這樣看創作這件事。 另外，我選擇來深圳，實際上也跟創作有關系。因為我是在廣州出生的，廣州就是我的家，但我這個人害怕重復性，害怕我熟悉的東西。廣州會給我的日常生活帶來無形的壓力。但是深圳是一個沒有人能夠確實認識我的地方。這個地方給我一種自由感，其實創作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自由，當你覺得身心處在一種比較輕松、比較自由的狀態，你才可能有創作的激情。 舉步維艱是起點 萬科云城設計公社，劉珩作品 薛峰：可能你的每一個建筑結束了就結束了，它可能就變成了一種經驗，可能會帶到你下一個經驗當中。你在深圳做的這些建筑，會和深圳有一個在地關系嗎？ 劉珩：當然有。建筑師一般是講“在地性”，它有一個具體性、不可重復性，在地球上所有項目的地點都有它的唯一性。這個唯一性帶來了一些很具體的挑戰，這也是建筑特別美好的東西。我覺得，建筑師與建筑的關系不是一個穩定的互動關系，而是要不斷地尋找到一個特別合適的、大家能夠在一起的狀態。這件事使建筑特別鮮活，有一種趣味性。這種鮮活甚至取代了你所說的舉步維艱或者很多社會性的糾結或者艱難，這也是鮮活的建筑實踐所帶來的、你要面對的一些事情。 劉珩問薛峰 關于書 薛峰工作室 劉珩：我經常去薛老師的創作室里面，發現他總是有一堆的書。我們都很喜歡南美魔幻現實主義的《百年孤獨》，以及博爾赫斯。除了這些共同點，大家都喜歡地圖，因為建筑師對空間感的東西都很有興趣。雖然大家都喜歡同一類的文學作品，但是它給我們帶來的東西應該是不一樣的。看書的過程對你創作有什么樣的影響呢？ 薛峰：我覺得看書給我帶來一個轉移的環境，同時它也給我帶來新的現實思考。我曾經認為，在華僑城的租金挺貴，可能會沒有時間看書，因為看完一本書需要三四天時間，這對我來講很昂貴。事實恰恰相反。在這個現實當中，我內心需求的東西，可能對我來講，是需要解決的最大的問題，而看書對解決問題有效。 2017年，我從杭州搬來深圳。當時有人問，我的創作會有變化嗎？我當時的理解是應該不會有變化，因為我覺得我的工作方式已經比較穩定。但事實上，2017年一搬過來，整個就畫不出來。 我的理解是，那個時候已經發生了地域上的變化。因為此時此地有一個在地性，我在場跟人家交流，以及整個城市所發生的各種文化活動，其實都已經發生了變化。當時我花了半個月讀了一本馬爾克斯的 《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在焦慮到不能自拔的程度的時候，這本書最后一句話一下子點通了我。看完那本書后，我又順藤摸瓜把馬爾克斯書中涉及到的這些作家給收集過來，一個一個地去看，突然找到了一個非現實當中的空間感。 后來我們交流時也提到，為什么喜歡這樣一個空間，喜歡這樣非現實的空間，我覺得我們在這里面都有相互關心、相互理解的一些交叉點，都是在尋找一種不同的空間。這個空間可能不是在此時，可能就是在彼時。我去年的個展《地圖》就是看完那個書之后，重新燃起了對空間的這種規劃、這種設想、這種安排的熱情。 關于復雜性 薛峰作品 劉珩：對于書、建筑、藝術，我的理解是，這三者都是在通過一種自己獨特的方式來達到跟世界的和解。像博爾赫斯的 《小徑分岔的花園》，他能夠在幾萬字當中消解自己跟這個世界建立起的一個復雜的架構關系。建筑師也是這樣，建筑師要把很復雜的東西，通過建筑特定的語言，轉成一個特別純粹的或者說比較簡單的空間。藝術家的復雜性在哪里？對你來說，你是如何通過藝術的方式去面對世界的復雜性？ 薛峰：我覺得它是一種簡單不了的復雜性，我很難去描述。當有這種復雜性的問題出來的時候，其實我很想把它給簡化，變成一個清晰的問題，我可以去面對它。我覺得各種復雜性可能是一個流動的復雜性，可能這里還帶著更多的情緒和壓力。 關于未知與實驗性 薛峰展覽現場 劉珩：因為參加了幾個雙年展，我發現藝術家都在做建筑，把建筑尺度做得很大，但是建筑師一看就覺得很外行，為什么呢？尺度不對。后來我很質疑，這么多年我們一直都在做尺度，但藝術家會把它變成一件特別簡單的事情，可以把一個十厘米的模型放到到一百米的建筑里面。對我來說，這太不可思議了，但是藝術家很有膽量去做這個事情。你們藝術家做跨界，為什么往往會選擇做建筑的跨界呢？而你還沒有這么做？ 薛峰：我所理解的藝術跟建筑的關系，是把藝術這一塊作為建筑的一個補充。什么補充呢？我的理解是在人文敘述上的一種補充。因為對我來講，建筑形態和藝術形態不一樣，它的工作方式也不一樣，你們有更多理性方面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涉及整個邏輯思考。藝術作為補充，它可以成立，但是作為跨界，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東西。跨界是處在一個邊界的問題，因為你跨多一點點，可能就是一個危險，跨少一點，就是不夠。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觸及到，但我覺得這是一個邊界的問題，包括當建筑師去做藝術的時候。這里面各自表述這個東西的語境還是不一樣的，只有作為補充，它可能是一個比較值得探討的問題。 關于經典 藝術家薛峰在講座現場 劉珩：因為變化越快，你就越想抓住一些不變的東西，這個不變的東西對于藝術家來說可能就是重溫經典，面對變化，面對未知。其實經典是我們的精神家園，藝術家有沒有同樣這樣的思考？藝術家的精神家園在哪里？不管你變化成什么樣的東西，那個重力怎么樣讓你可以平衡？這種平衡力在哪里？ 薛峰：我感覺精神在我們這個時代當中似乎已經消失了很久。所以一說到精神家園的時候我就特別緊張，它是變與不變嗎？是我想要去哪兒嗎？是我想留在什么地方嗎？其實我特迷茫，我總覺得有時候畫不下去了，工作展開不了了，我準備改行，但是改行之后我又會回來。 我覺得我們不斷地做工作，其實就是為了給自己提出更多的問題，讓自己可以繼續下去。精神家園對我來講其實很遙遠，我說它的時候甚至有點害怕，所以我是盡可能在回避這個問題。對我來講，之所以做今天這個工作，也在不斷地反復。我想不斷地給自己提出更多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之后，它其實又成為一個新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是不斷地在反復尋找的過程當中，建立我所理解的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方式。 以上為“對對碰”內容的節選，有刪減。 主持人鐘剛在對問的中途提到，今天的討論實際上有一個背景，剛剛結束的“藝術深圳”是一個很多國內外知名畫廊、藝術家參加的博覽會。不斷升溫的藝術展場上，外界對深圳有很多的想象，這種想象可能是資本的想象，也可能是眩暈式的想象。第一場“對對碰”里，“深圳”和“創作”都是關鍵詞，無論討論深圳的藝術還是設計，創作主體都非常關鍵。“眩暈”指代了對深圳眾多表象的一種誤讀，或者自我的偏頗之見，這也是為什么要回到創作本身，回到具體的機構實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