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性共同發展描述：：鑄幣不足、通貨緊縮和王朝更替 梁捷/文 古代貨幣史研究，一直是中國經濟史研究中最困難的一支，學術進展步步艱難，一般的經濟學者都不愿意碰這個領域。經濟史研究更關注長時間、大范圍內的經濟活動。所以，經濟史學者不僅要探討一個時期有無鑄幣，還需要解答一個時期的鑄幣數量、應用范圍等經濟學問題。唐宋以前的貨幣史問題都極富挑戰，傳統文獻不能提供完全可靠的證據，簡明可靠的新方法也不知在何方。對于今天的中青年學者而言，這個領域令人絕望。沒有現成的路徑可以依循，想要學習識別歷代錢幣都不得其門而入。 而臺灣東華大學陳彥良教授的《幣制興衰四百年》，勇敢地采用歷史與考古結合的研究方法，在中古貨幣史領域提出一系列新見，為沉寂已久的貨幣史研究帶來一陣清風。此書堪稱貨幣史方面的杰作，受到諸多經濟史研究學者的交口稱贊。 我在學習古代貨幣史的過程中，感受貨幣史研究難點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由漢末至唐初，歷代鑄錢的外觀造型都頗為相似。漢武帝推行五銖錢以后，除了新莽短暫時期，大多時候都是五銖錢的天下。歷代鑄造的五銖錢，形制相似，可能只有細微差別，非經驗豐富的專家不能分辨。 第二，中國歷代都有因襲前朝甚至更古老貨幣的習慣，所以前朝貨幣往往在后朝也廣泛流通。同時，只要貨幣價值發生波動，人們就有融化前朝優質貨幣、重新鑄造劣質新錢的沖動。收藏家都喜歡收藏優質古錢，而市面上真正流通的多半只是劣錢。 第三，在中古時代，多種貨幣并行是很常見的事。有時一個地區鑄造新錢，但數量遠不足應付市場貨幣交易，就會同時允許流通前朝舊錢。貨幣本身就有流通特性，所以古錢經常會跨越時空、跨越地域地起到流通作用。 第四，貨幣史關注的重點是經濟活動、貨幣活動的真實情況，所以要研究各種鑄幣的實際鑄造數量和使用范圍。考訂某一時期是否曾經鑄幣，只是第一步，后續更重要的工作是研究這些鑄幣的數量。因為前朝貨幣經常被后世融化重鑄，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古錢都只是流通中的偶然或意外，很難反映實際的情況。 從經濟動機看，歷代政權都有利用鑄錢來掠奪財富的習慣。掠奪手段一般可分為兩種：鑄小錢和鑄大錢，背后的原理相通。所謂鑄小錢，就是鑄劣錢，發行含銅量更低、鑄造水平更差的新錢，規定它與含銅量更高的舊錢等值，可以相互兌換，從而掠奪擁有舊錢的人民手中的財富。鑄大錢，就是鑄質量還比較好的錢，但讓它貶值，強行規定它“當十”、“當百”甚至“當千”，而它的實際含銅量可能只是“當二”、“當三”。通過這種做法來掠奪財富更為直接，但也更容易引發人民的反抗。 經過幾代錢幣收藏家和研究者的考訂工作，中國學界現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古錢序列。古錢的鑄造和流通數量終究還比較大，所以中國好幾家大型博物館都有完整的歷代古錢收藏和陳列。現在拿到一枚古錢，對照樣本進行斷代考訂已不是什么難事，下一步就是研究這些古錢在各個時期經濟活動中的實際作用。 近年來中國各地積極推動基礎建設，發掘出大量的古墓，古錢是古墓中最常見的物品。現代考古趨于規范，會記錄各個古墓中出土古錢的形制和數量。積少成多，當各地發掘古墓數量達到一定程度，考古斷代逐步明晰，墓中出土的古錢形制和數量就有了統計學意義，一種全新的方法逐漸開始在貨幣史學者手中流行。 當然，陳彥良教授很清楚，通過統計分析各地古墓出土古錢來推斷當時當地的貨幣活動，這種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保證古錢在地下的分布與當時地上的分布相一致。但是我們仍能有把握地推斷，兩者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葬俗，或者按照方便處理的常識考慮，墓中古錢應多為當時日用之錢。所以結合考古蘊含的時間、地理信息，就能對古錢的流通做一些推斷。 陳教授的創見極多，不妨舉我印象最深的兩個例子。 第一例，有關三國時期魏蜀吳各國的鑄幣情況，學界公認，漢末貨幣制度崩壞以董卓鑄小錢為發端。董卓占據長安之后，指使手下挖墳掘墓，到處搜集銅材來改鑄小錢。小錢質量太劣，以至于“文章輪郭不可把持”，而物價就此飛騰，“谷一斛至數萬”。 董卓鑄小錢、大破壞徹底破壞了原有的五銖錢系統，而要讓老百姓重新恢復對舊有五銖錢的信心，是十分困難的。而且時局混亂，很長一段時間，無人主導鑄幣，市場上的流通性極為不足，使得貨幣經濟必然地向實物經濟倒退。 董卓小錢對于后來盤踞中國北方的曹魏政權，影響最大。現有考古證據表明，曹魏五銖確實存在，但質量極差，遠不能與漢五銖相比。同時，曹魏時期古墓中的曹魏五銖數量也極為稀少，遠不能與漢五銖相比。這說明曹魏的貨幣制度不健全，當時仍以漢五銖為主。而且大量文獻表明，曹魏采用實物租稅，同時在各地都大規模推行屯田。在強有力官營經濟模式下，貨幣的使用范圍被縮小，貨幣使用的機會也大大降低。這種官營經濟確實保證了曹魏的社會穩定，但缺乏流動性，也阻礙了經濟潛在的發展壯大。 對比一下，蜀漢政權的貨幣政策就不如曹魏那么穩健。蜀漢政權是外來政權，基礎不穩，尤其需要鑄幣來充實財政。所以劉備一入成都，就聽從謀臣的建議鑄造“直百五銖”，利用貶值的大錢來斂聚財富。從劉備到劉禪，始終沒有停止鑄大錢的進程。在蜀漢早期，市面上還以漢五銖為主要流通貨幣，而到了后期，由于諸葛亮持續北伐，軍費耗費極大，鑄大錢的頻率迅速增加，直百五銖、太平百錢等成為市面上最主要的貨幣。而蜀漢政權最終也在貨幣趨于失控的背景下消亡了。 蜀漢政權一直發行劣幣，而且劣幣的數量頗為不少，但與孫吳政權相比，卻又算不上什么。孫權在稱王之后，馬上就鑄造了“大泉五十”。這種劣幣與蜀漢的直百五銖相比，還算克制。可是十多年后，孫權又鑄了“大泉五百”、“大泉當千”，這就較為離譜了。近代考古甚至發現，孫吳政權曾鑄造過“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這些貨幣不可想象，必然會遭到嚴厲抵制。 不過考古也證明，孫吳政權的這些大錢并未得到廣泛流通。孫吳時期的古墓中，數量占優的貨幣竟然不是自己的貨幣，而是蜀漢的直百五銖。這說明蜀漢與孫吳的經濟關系十分密切，蜀錢能在吳國廣泛流通。同時這也說明，蜀漢與孫吳的鑄錢數量嚴重不足，都面臨流動性不足、通貨緊縮的問題。兩國都沒有耐心鑄大量足值的五銖錢來逐漸滿足市場需要，都采用了急功近利的鑄大錢方法。最終，兩國的經濟秩序都趨于崩潰，政治統治也宣告終結。 歷史上的政治、軍事教訓，經常為后人所總結。可是經濟、貨幣上的教訓，卻一直少有人總結。中國鑄幣不足、通貨緊縮的狀況，到了兩晉時期，不僅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后人用“兩晉不鑄幣”，來形容這一時期中國總體的貨幣政策。不鑄幣的后果是，日常交易需求難以滿足，貨幣經濟向實物經濟退化。僅從這一事實出發，我們就能推斷兩晉時期悲慘的經濟水平。這個基本的道理，直到近代經濟學昌明，才逐漸為人所理解。 第二個例子是對“短陌”的研究，這也是經濟史中另一樁學術公案，呂思勉、陳寅恪等很多學者都有論述。南朝蕭梁時期，廢除銅錢，推行鐵錢，開始鑄“鐵五銖”。在中國，鐵礦遠比銅礦易得，鑄造成本也更低，官僚親信與民間一同私鑄，導致市面上鐵錢數量大增，價值大跌。民間交易一般以“陌”為單位，即一百枚錢。在推行鐵錢時期，有些地方以七十當百，有些地方以九十當百，把這些數量的鐵錢就視為一陌，被稱為短陌。而且各地短陌“短”的程度不同，離首都越近，短陌越長，而離首都越遠，短陌就越短。鐵錢與短陌交互作用，最終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皇帝不得不下詔“通用足陌”，這種舉措當然遭至嚴重反彈，最終鐵錢與陌制共同瓦解。 細讀此書可以發現，雖然幣制變遷反復，花樣繁多，但根本性問題即流動性不足、通貨緊縮的現象，歷代都未徹底解決，直到唐初仍然如此。歷代統治者都不理解大量鑄幣滿足日常流通需要的經濟學原理，只是在財政危機的時候，通過鑄小錢、鑄大錢來掠奪財富，最終導致經濟崩潰和政權瓦解。陳教授用一句話來概況自己對中古貨幣史的總體看法--“長期通貨緊縮背景下的反復通貨膨脹擾動”，是頗有洞見的。 貨幣史所揭示的秘密，可能正是我們認識王朝更替、歷史變遷的重要視角，這也是《幣制興衰四百年》蘊含的寶貴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