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愛愛描述：：體制內“剩女”問題調研報告！（法檢男比較吃香？） 小縣城里的體制內"剩女"，一個日益 龐大卻被懸置的群體？ 我在從事縣域治理研究時，意外發現中西部等偏遠地區的縣域體制內有大量的大齡未婚女性。 以我們調研的D縣為例，該縣自2008年以來新招聘總人數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在這些女性中，目前30歲以上未婚女性約有248人（這一數據沒有包括2008年之前招聘的女性中目前仍單身者）。 我們發現，D縣域政府的不少部門機關都存在未婚的大齡女性，而在教育系統中，幾乎每個學校都有大齡未婚女老師，其中又以鄉村女教師居多。 這一現象完全不同于“剩女在北上廣”這樣的傳統認識。 因為之前在大眾的普遍認知中，剩女主要出現在較為發達的城市地區。比如，關于剩女的研究幾乎是聚焦于北上廣深等城市。 而在對“剩女”的界定中，無論是廣義的“剩女”，即“從年齡上界定的大齡未婚都市女青年”；還是狹義的“剩女”，即“從特征上界定的為現代都市中擁有高學歷、高收入、高智商的未婚女性”，都離不開“都市”這一地區特點。 “城市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大齡未婚（通常指30歲以上）女性”是研究者對“剩女”的普遍的定義。 關于剩女的一系列實證研究也認證了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剩女較多，全國范圍內的數據分析也說明了“大城市的剩女多，偏遠地區農村的剩男多”。 顯然，相對于通常意義上的“北上廣剩女”，經濟落后且偏遠小縣城所出現的剩女現象似乎超出了我們之前對“剩女”這一群體的界定與分析。 那么，偏遠小縣城地區的剩女有何特點？ 她們“剩下”的原因與大城市的大齡未婚女性又有何不同？ 01 縣域剩女在“體制內”的分布狀況 我們于2018年10月以及2019年1-3月期間，專門在D縣民政局、組織部、人事局、團委、婦聯、教育局、衛生局等部門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數據收集，結果發現縣域分布著大量30歲以上未婚女性，即通常所說的“剩女”。 但縣域“剩女”具有明顯的“體制”特點，主要出現在縣鄉黨政機關和事業機關內。 通俗地說，縣域中的剩女主要是“拿工資”“有工作單位”的女性，屬于有編制的體制內人員（主要是指公務員編制和事業編制人員）。 依據我們在D縣的調研以及來自中部其他縣的案例，縣域大部分大齡未婚女性出生于1984-1989年期間，也即30～35歲之間。 這個年齡階段也正是10年前參加工作（18～24歲）約30歲以上的女性，于是，我們重點根據這個年齡段對D縣2008年以來招聘的人數做了細致統計。如表1： 表1顯示，2008年以來，D縣一共招聘了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占總人數的63.3%，其中30歲以上未婚女性共248人，占女性人數的13.1%。 在2008年以來全縣招聘的總人數中，教育系統為數最多，1508人，其中女老師1209人，即80.1%都是女老師，而30歲以上未婚女老師有175人，占全縣30歲以上大齡未婚女性的70.6%。 這意味著2008年開始參加工作的女老師中，僅30歲以上的未婚者達175人，占14.5%。 男女比例次于教育系統的是衛生系統，在493人中，女性（多為護士）占64.3%，其中30歲以上未婚女性為35人，占該系統2008年以來參加工作女性人數的11.0%。 除這兩大系統外，其他機關事業單位（主要是縣、鄉黨政事業機關）沒有呈現出明顯的女多男少現象，相反，女性只占總人數的占37.8%，但30歲以上未婚女性仍然有38人，占女性人數的10.0%。 02 女教師是縣域剩女主體 依據我們在縣域生活和工作的體驗，中小學女老師因其職業特點（有文化、有假期、有利于下一代教育等優勢），一直是婚姻市場上的優質資源，其婚配對象一般是縣域有工作單位的男性青年。 比如，我們讀中學時（在2000年左右），校內未婚的女老師都很搶手，有許多體制內優秀男性供她們挑選。相反，當時的中小學男老師的配偶幾乎都是無工作單位的體制外女性。 比如，我們很多男老師的配偶是來自農村有手藝的漂亮女性（比如理發師、裁縫、個體戶等）。 我們在D縣調研也發現，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中小學男老師，甚至一些男性鄉鎮干部，其配偶多數是沒有正式工作的體制外女性。 換言之，在縣域婚姻市場上，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體制內女性幾乎不會出現“剩下”的現象。 相反，她們是婚姻市場上的主動挑選者，用我們一位受訪者的話說，當時女老師最差也是嫁個男老師，大多數是挑選“好單位”（社會地位和收入均高，縣城家庭）的男青年。 比如，出生縣城、家庭條件良好的干部家庭子弟，或雖出身農村但較有前途的黨政機關干部，或收入較高、辦事方便的公檢法干部。 為什么現在的女老師成為縣域婚姻市場中的弱勢群體？她們不僅失去了主動挑選的主體地位，而且處于被動“剩下”尷尬境地。 表1的數據說明，女教師被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師群體的“女多男少”。 D縣在10年間入職的人員中女性占63%，教師系統的男女比例尤為失調，80%為女教師。這說明教師這一職業對80、90后的男性青年已不具吸引力。 我們的訪談也例證了80、90后的男性青年不愿意做老師，尤其是不愿意做偏遠地區的中小學老師。 D縣兩個最好的城區小學約計200名教師，但1980年之后出生的男性教師只有8位。D縣中小學男教師的主流仍然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師范類大中專生。 這也說明，自20世紀90年代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之后，很少有男性進入中部欠發達地區縣域的初級教育系統工作。 正如我們一位受訪人所說，現在優秀的男青年都去大城市了，回到小縣城的都很一般，回小縣城做小學生老師的青年，大多是在外混不下去的。 我們后來在D縣人事局的調研也證實，2008年以來，報考縣域各類單位的男青年很少有來自一本院校的畢業生，大部分是來自二本以下的一般院校。 并且，在各類考試中，女生的考試能力和面試能力普遍比男生強。 比如D縣2018年的一次教師招考，在報名的100名考生中（有60多名女生和30多名男生），只有7名男生進入面試，最后只錄取了3名體育老師。 負責主考的干部說，在普遍缺少男老師的情況下，只要男生進入面試，用人單位一般都會考慮錄取，但進入面試的4名男生實在是太差了，不敢要，怕誤人子弟。 這一方面反映了男性大學畢業后回縣域任教的意愿不強，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愿意回縣域任教的男性大學生，其個人素質也相對不高。 03 縣鄉女干部越剩越多 按常理，縣域年輕女公務員人數不多，應該是婚姻市場中的優勢群體。 但如表1所示，D縣2008年以來參加工作的政府職員中，30歲以上未婚女性近40人，如果年齡設置在28歲，人數更多（事實上，在小縣城，如果女性虛歲到了28，都被認為是大齡未婚女性了）。 我們在訪談中發現，相比較而言，縣城女公務員要比鄉鎮女公務員更有擇偶優勢，但縣城大部分機關事業單位都存在“剩女”現象。 這些大齡未婚女性中有近一半是副科級干部，并且呈逐年增多的趨勢。 個案一： G女士，1982年生，2004年師范畢業之后做了一名鄉村小學教師，由于社交面較窄、同齡人中又幾乎沒有男老師，所以一直沒有找到自認為合適或聊得來的對象。 2009年，G某通過公務員考試，成為一名鄉鎮干部。 相對于小學教師而言，此時的社交面比較廣，層次也較高，雖然G某本人及其家人都積極主動地尋找合適的對象，但G發現成為鄉鎮干部后依然沒有改變其擇偶困難的處境。 一是因為27周歲在小縣城已經不具有年齡優勢，二是鄉鎮各方面條件較好的適齡女性也較多，男公務員都會首先選擇在縣城工作的女公務員。 2012年30歲的G提拔為鄉鎮紀委書記后，要找合適的對象更難了。 G女士原本認為擺脫鄉村小學教師的身份會更有利于找對象，但現實是，當她成為鄉鎮公務員后，發現鄉鎮也有不少大齡未婚女孩。 所以成為鄉鎮領導干部，由于沒有年齡優勢反而加大了其“被剩”的概率。 由于縣域層級較低，科級干部在縣域體制內屬于領導干部，是縣域體制的主流群體。 G的案例也說明縣域體制內女性容易成為剩女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體制內也想找體制內”的擇偶觀，并且，隨著體制內女性其職務和身份的升高，其眼光和擇偶標準也越來越高。 正如W女士所說： “自己是公務員也想找個公務員。如果找個非公務員或是體制外的，感覺是下嫁”。 然而，在經濟欠發達的中部小縣城，沒有大型國企、高校，工商、銀行等事業編機構也較少，公務員和中小學教師是體制內的主要組成人員。 在教師隊伍本身“女多男少”的情況下，可供女公務員選擇的適齡體制內男性并不多。 個案二： W女士，1988年生，某局副局長，家庭條件良好，大學畢業后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縣政府辦工作，擔任領導秘書。參加工作不久就開始相親，但均未成功。 “條件好的男性，一聽說在政府辦工作就搖頭，覺得這個工作不著家，天天加班，又要經常出差，不顧家。提拔后，越是覺得優秀的男生少。條件差一點的，我自己又看不上。總之，稍微好一點也都成家了，優秀的男性都往外走了。” W女士的案例也反映了縣域大齡未婚女性的另一個顯著特性：在縣域，越是優秀的女性，成為剩女的可能性也越大。 我們在調研時發現，像W女士一樣，大學本科畢業、家庭條件好、工作能力強的女性，擇偶標準也高，一般都想找與自己條件相當，能力比自己更強的男性。但正如W所說： “小地方，優秀的男生并不多”。 之所以1980年之后出生的女性會覺得小縣城優秀男性不多，是因為1980后出生的大學畢業生恰好是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之后不再“分配工作”的群體，與她們同一時代的男性大學生大部分都去大城市打拼了，“只有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才回小縣城”。 而女大學生回縣城的比率要高于男大學生，主要源于家庭對男孩和女孩（大部分是獨生女）的預期和定位不同。 大部分家長認為，男孩子應該去外面闖，女孩就要安穩，最好在父母身邊。 回到父母身邊的女孩，如果條件好，眼光又高，在縣域“優質男性”資源相對偏少的情況下，“挑著挑著，年紀就大了”。 女性一旦超過30歲便喪失了擇偶的年齡優勢，因此，縣域中最優秀的一群女性—女公務員、女干部越剩越多。 與優秀女孩擇偶困難的情況相反，縣域適齡的“體制男”，即使是“歪瓜裂棗”，基本上都不用擔心找對象。 個案三： G男士，鄉村小學教師，1990年生，身高偏矮、長相很一般，說話有點娘娘腔，家在縣城，家庭條件一般。G說： “我目前最大的苦惱是不知道選哪個女孩做女朋友。因為我的一個女同事經常找我玩，幫我代課、打飯、送水果什么的；鄉鎮的一個女干部也時常打電話約我散步；還有鄉鎮衛生院的一個女護士也對我表示有好感，而且人也長得漂亮。所以，真的不知選哪個好，好苦惱”。 如果長相正常，工作單位好的未婚體制男就“格外搶手”。 如果體制男是“外地青年”，那更加搶手，因為“一個女婿半個兒”，外地青年對于本地的女方家長而言相當于白撿個兒子。 個案四： B男士，縣檢察院副科級干部，1988年生，身高1.75，長相端正，外地人，在本縣已購房。 B剛進入檢察院就開始有人給他介紹對象。像他這類“單位好、個人條件好，又當了個小領導，并且又是外地人，找對象時只有他挑的份”。 所以他對縣里所有條件好的適齡女孩“了如指掌”。任意報上某個女孩的名字，他就知道其長相、父母的職業、職級等家庭條件。 G和B的案例從反面進一步呈現了縣域未婚“體制女”的擇偶困境。 正如上文所說，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流入小縣城工作的男青年不僅在數量上少于女青年，而且在個人素質上也普通不如同齡女性。 D縣每年10月是新公務員入職期，這一時期，縣域未婚體制女青年的七大姑八大姨們紛紛出動，找人牽線，吃飯，散步，爭相預定某位新入職的適齡體制男青年。 此時，縣域女教師是女公務員強有力的競爭者，因為教師職業在工作時間和撫育下一代方面有天然的優勢，況且女教師人數眾多，漂亮的女生也相對居多。 因此，在適齡男公務員數量有限的背景下，以及“女公務員想找公務員，男公務員愿意選擇優資女教師”的擇偶意愿下，縣域適齡女公務員容易出現“越剩越多”的現象。 04 縣域剩女背后的青年人才困境 青年人才是促進縣域發展的核心要素和動力。然而，人才“引不進、招不來、留不住”一直是制約欠發達地區縣域發展的主要因素。 縣域普遍出現“體制內剩女”的現象與欠發達地區的青年人才流動相關。 大量優秀青年人才的外流導致這些地區的青年人才結構不平衡、素質低下和體制內青年人才男女比例失衡等問題。 縣域人力資源的年齡結構主要由60、70、80和90年以后出生的群體構成，但60和70年的群體一部分已步入縣域核心領導層（正科級以上干部），大部分則為“可以擺資格、不做事”的資深人士。 于是，80、90后的年輕人成為縣域政府運行的主體力量，承擔著基層一線最基礎、最辛苦的工作。 但正如D縣所表明的那樣，這批年輕主力軍是由60%以上女性構成，這意味著基層一線的主要工作都需要依靠年輕女性完成。 比如D縣團委均是80后年輕人，但除團委書記是男性外，其余均為女性，其中2人剛生二胎，1人懷孕，團委的日常工作主要依靠1位1992年出生的未婚女干部。 但這位女干部很擔心自己成為剩女，因為“只有上班時間，沒有下班時間”。 這也反映出剩女的另外一種生產邏輯：越是未婚，承擔的工作越多；工作越多，就越沒時間找對象。 縣域政府80、90后青年人中不僅出現“女多男少”的結構性不平衡，而且由于“優秀的人大多不愿意回小縣城”，導致縣域人才不足，人才流失等問題。這在縣域教師和醫生青年人才中尤為突出。 我們在D縣發現，許多年輕教師的專業是旅游管理、法律、行政管理、會計、電子工程等與教育無關的專業。 一位教育局干部說，與20世紀90年代以前只能師專、師范畢業生做老師不同，現在無論什么專業，只要有教師資格證都可以做老師，這導致縣域教師水平出現“斷崖式下滑”，甚至有“學渣當老師”的趨勢。 因為許多年輕老師畢業于省市級不入流的院校（其中不乏一些只需參加了高考便可以就讀的大專、高職院校），于是出現一些從小學開始就是差生、學渣的人做老師。 這類老師自己都不知道漢字的筆畫秩序，念不清拼音，更不懂得教育方式、教育方法和教育規律、教育理念等。 一位受訪的年輕教師描述，縣域年輕老師沒幾個把心思花在教學上，平時從不看書、學習或備課，而是打麻將、游玩、追劇。 因為周圍的年輕人都沒什么追求，“站在一個平地，不追求大富大貴，沒什么想法，一切都是那么地無所謂。 所以，很多人的休閑時光幾乎都獻給了麻將桌”。其中，打麻將也是大齡未婚女性認識人、找對象的一個快捷方式。 與縣域年輕教師群體相似的情況還有縣域醫生。 D縣2018年的一次醫生招考中，臨床醫生入圍的分數僅19.5分（滿分100分）。D縣干部自嘲道，“這是招醫生還是招屠夫？” 中西部縣域人力資源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招不到優秀的人才，另一方面卻是相對優秀、突出的年輕人都通過各類考試脫離縣域。 比如D縣每年有青年醫生、年輕教師和公務員考取省市級單位或流向沿海地區。 雖然D縣最好的高中通過定向培養的方式每年能從省師范大學回流小部分畢業生，但其中大部分人在合同期滿時辭職前往沿海地區。 人才流失的另外一個群體是外縣籍年輕人，其中以女性居多，因為男性在婚姻市場的優勢，容易成為本地女婿。 由于家不在本地，生活圈和親友圈不如本地人寬廣，所以外縣籍女性更不容易找對象，成為剩女的概率更高。 此外，中西部縣域經濟落后，各方面條件較差，情感無從寄托的外地女性難以安心工作，這些因素都激勵外地年輕人一心想調回本籍或考往省市級部門。 此外，如果縣域青年人才男女比例不平衡將不利于基層治理工作的深入展開。 從現實看，女性干部越來越多，但女性在基層治理中應對諸如下鄉、駐村、加夜班、抗洪救災、征地拆遷等工作時不如男性有優勢。 比如，現代年輕女性一般都愛美，但基層工作時常要風吹、雨打、日曬、熬夜，這都影響顏值，進而影響找對象；加之女性下鄉進村入戶怕狗、怕蛇、怕光棍，難以獨當一面。 因此，在“女多男少”，以及老同志“懶政”的情況下，基層年輕男干部的工作強度普通較大，因為他們要更多地承擔上述女性難以承擔的工作。 另外，基層干部要應對現代行政信息化、數據化和文檔化的要求，年輕干部要花大量的時間處理各類報表、數據和檔案資料（老同志一句“不會用電腦”，幾乎把所有的“作業”留給了年輕人）。 作為主力的年輕干部在“下鄉”與“做作業”無法兼顧的情況下，一般優先“做作業”。 因此，基層“形式主義”的泛濫不僅有行政體制上的原因，也與基層青年人才不足相關。 05 結論 在中西部偏遠縣域，一方面是體制內的剩女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是農村光棍的大量存在。 這說明體制內剩女的產生并非源于縣域總體人口的性別失調，即不符合社會性別下的婚姻擠壓理論。 從縣域女性“體制內想找體制內”“想找比自己優秀的”等擇偶意愿看，這與“北上廣”剩女的擇偶意愿相同，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擇偶梯度理論。 然而，擇偶梯度理論中的擇偶意愿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從古至今的女性都會選擇與自身相當或比自己更優的男性，所謂“門當戶對”“下嫁”等詞語都說明這種社會心理的普遍性。 因此，如果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無論是當代社會還是傳統社會，也無論是中西部小縣城還是發達地區的北上廣，女性的擇偶意愿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在擇偶意愿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為什么只是當代社會才出現了剩女？ 在討論北上廣剩女現象時，研究者普遍認為，“剩女”是2006年左右才興起的熱詞，是現代社會變遷的結果。正如一些研究者認為： “隨著地域間的橫向流動來實現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通常具有較強的職業流動能力和較開放的社會流動觀念。但是，人生進入婚戀年齡，頻繁流動尤其是地域間流動，客觀上會減少她們的婚戀機會，主觀上會影響到她們對婚戀機會的取舍”。 然而，與“北上廣”剩女頻繁的職業流動相反，選擇回歸小縣域的女性恰恰是選擇了穩定，那她們為什么也會剩下？ 本文認為，偏遠縣域的體制內剩女主觀上都有積極尋找配偶的意愿，梯度選偶理論仍然在主觀上主導著女性的擇偶觀，絕大多數女性不愿“下嫁”給體制外男性。 而大多數優秀男青年不愿回小縣城工作，導致縣域體制內適齡男性數量少于體制內女性，由此出現縣域體制內男性“香餑餑”，體制內女性“越剩越多”的現象。 本文從縣域體制內剩女這一現象發現了其背后的縣域青年人才問題，認為在政策上優化縣域人才結構，不僅有助于解決剩女的問題而且有利于縣域發展，尤其是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的發展。 然而，根據我近年來在中西部縣域的調研，青年人才工作幾乎沒有進入縣域政府的視野。 與人才工作相關的文化、教育、衛生等領域的工作通常被視為不容易出政績的“非中心工作”，往往由排名最后副縣長（要么是女性，要么是無黨派人士或掛職干部）分管。 縣域的財力和精力都投向了招商引資、征地拆遷、城鎮化建設等“中心工作”。 在人才缺失和流失的背景下，中西部縣域如果仍不重視青年人才問題，將難以從根本上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優化縣域人才工作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將事業編制的招考權下放給縣一級人事局。 因為全省統一招考容易導致好地區、好部門報考的人數眾多，落后地區、弱勢部門無人報考。但縣域由于是半熟人社會，一旦具有自主招考權力后，又容易出現“拼關系、拼人脈”現象，仍然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回流。 因此，如何在政策上進行人才扶持，如何引進青年人才和留住青年人才，應當成欠發達地區縣域政府的中心工作。 來源：法眼觀察、《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