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契合描述：：近兩年，這三位設計師的名字在在眾多媒體上被反復提及，他們被認為是中國設計師走向國際的標志性人物、是中國設計師品牌的成功范本。然而，3人的這次 “集體缺席”，讓不少人將原因歸結于這場給服裝零售業帶來巨大沖擊的經濟危機。如此猜測的理由似乎顯而易見––設計師品牌本就方興未艾，而且介于高端奢侈品牌和大眾消費品牌之間的小眾定位也會限制其資本的積累程度，很難有雄厚的資本作為“過冬”的保障。因此，在經濟危機面前，設計師品牌的日子很可能最不好過。　 于3月舉辦的2010秋冬巴黎時裝周。大不同于1月份那場全程只有4天的米蘭男裝周和已經確認將有30多個品牌會退出的紐約時裝周，本次巴黎時裝周全程將長達9天，發布會共上百場。不過，在這張官方公布的日程表上卻只出現了一個中國品牌的名字––“夏姿”。兩個本應同時出現的設計師––連續五季在時裝周做發布的謝鋒（吉芬設計師），以及因獲得2008年度澳大利亞美麗諾羊毛標志大獎而得到在本次巴黎時裝周上展示自己參賽系列的邱昊卻均將缺席。此外，作為第一位進入巴黎高級時裝周的中國設計師而備受國內外媒體關注的馬可（‘無用\\’設計師），也未在今年1月份的巴黎高級時裝周上露面。 　　近兩年，這三位設計師的名字在在眾多媒體上被反復提及，他們被認為是中國設計師走向國際的標志性人物、是中國設計師品牌的成功范本。然而，3人的這次 “集體缺席”，讓不少人將原因歸結于這場給服裝零售業帶來巨大沖擊的經濟危機。如此猜測的理由似乎顯而易見––設計師品牌本就方興未艾，而且介于高端奢侈品牌和大眾消費品牌之間的小眾定位也會限制其資本的積累程度，很難有雄厚的資本作為“過冬”的保障。因此，在經濟危機面前，設計師品牌的日子很可能最不好過。 　　事實確實如此嗎？經濟危機下的設計師品牌到底在經歷著什么？帶著這兩個疑問，記者采訪了設計師品牌吉芬的創始人謝鋒和上海的獨立設計師何艷。 　　謝鋒：經濟危機下，活著最重要 　　2006年10月，謝鋒帶著他的 “JefenByFrankie”第一次出現在巴黎時裝周的展臺上，這也是中國設計師第一次正式出現在這里。到2008年11月份的2009春夏發布為止，謝鋒一直堅持以每年兩次的頻率出現在巴黎時裝周。 　　“決定不參加這次3月份的時裝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時間安排上的。這次的時裝周開始的太晚了，所以我們在2月份的時候就在巴黎針對吉芬的客戶辦了一場小型的訂貨會。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美國客戶的銳減。其實去年年底的那次發布會后，我們就發現美國方面的客戶一下子減少了30％。考慮到美國現在的經濟情況，我們預測這次肯定還會繼續減少。美國是吉芬比較重要的海外市場。考慮到這兩點的話，今年在巴黎時裝周上做發布的意義就不那么大了。”謝鋒對記者道出缺席巴黎時裝周的原委。 　　這場經濟危機讓整個歐美零售業都受到了沖擊，不少國際服裝品牌開始裁員、倒閉，CHANEL的巴黎辦公室裁員200人、法國的Morgan已經倒閉。全世界最有希望的市場就在中國，所以，吉芬在今年要做的是發展國內市場，擴張海外市場還需要觀望。吉芬在日本和美國都有銷售，這次危機讓日本幾乎倒退回70年代的經濟程度，前景不太樂觀；而美國市場現在還不確定，如果奧巴馬這次的8000億救市計劃加上之前布什投入的7000億沒能讓美國經濟反彈的話，這塊市場短期內可能不會有起色了。“中國服裝品牌做海外市場如果不做美國市場，意義不大。而且對于中國設計師來說，成為歐美零售業的主流是非常困難的，起碼就現在的環境來說。西方的服裝品牌和中國的形態不一樣，它們是集團化的運作，一個大的資本集團下面可能擁有20幾個品牌，這些大集團幾乎壟斷了零售業的主流群，中國設計師品牌只能在二流、三流的零售渠道里發展；就是單純的從設計實力來看，中國的設計師水準也未必能比歐美的設計師高，國外有太多有才華的設計師了。所以，對于吉芬這類中國設計師品牌，在這個時期做好國內市場才是最重要的，畢竟在經濟危機下，活著是最重要的。” 　　“吉芬去年的銷售額在大環境不好的情況還是增長的，直道年底11、12月份的時候才感覺到確實零售受到沖擊了。我們以為今年春天會更糟，但截止到現在，還沒有出現比往年差的跡象。現在國內的內需只有不到30％，正常來說這個數字應該達到百分之五六十。如果政府拉動內需的政策奏效，吉芬發展空間還是很大的。畢竟吉芬這個品牌已經做了10年，消費者群體和品牌都有了一定的規模，我們只需要在銷售、服務、媒體投放等等所有環節上做的更扎實就問題不大了。” 　　何艷：當初天真的想法如今必須改變了 　　過去的兩年里，上海出現了一批獨立設計師小店，由此衍生出的一批獨立設計師也因為既實驗又不失實用的設計風格而備受歡迎，何艷就是其中的一個。2003年，她從公司辭職，自立門戶。不到一年之后，她在華東師大后門的一個小酒吧做了3場發布，獲得了不錯的反響。之后，她在進賢路上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專營高級訂制服，因為“以當時的財力，無法負擔成衣的生產”。以每年一個系列的速度推出新款，讓何艷積累了一定數量的客戶。“2007年底在開了第一家店，7個月后夭折了，在尚街那樣的環境里，該怎么推廣和經營自己是我還沒有做足準備去應付的事情，因此它失敗了。” 　　2008年，何艷又在長樂路上開了第二家店，“只有18平米大的店面每個月租金要兩萬五。當時正好也是經濟危機開始的時間”。何艷的大部分客戶都是本地的高級白領和生活在上海的歐美人。“經濟危機之后外國人的反應最大，他們一下就不再花錢了。其實，我再堅持一下也許就會賺到錢了，但是最后還是沒能撐下去，7個月之后，還是關門了。” 　　“很挫敗、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在經歷了一段低潮期之后我想通了一些事情。當初那些貌似天真的想法必須要改變一下，一個人要生存下去太難了，市場問題是很迫切的，完全不是想像的自由自在。必須要和別人一起合作，才能走下去。”何艷感慨道。 　　“以前覺得寄賣的方式自尊心接受不了，現在我也想開了，而且不僅僅在上海的設計師店里寄賣，我在聯系北京、大連、成都、杭州的店，減輕我的銷售壓力，也算是一種推廣吧。” 　　此外，何艷目前也在與資本方談合作，“他們來做我個人品牌的量產成衣，進百貨公司去賣，我還做我的設計。” 　　“這樣會不會對你的設計風格有限制？”記者問。 　　“談的時候都會說完全不限制你的設計，給我完全的自由，但是你知道，肯定是要有讓步。可是，現在看來，我沒有更好的商業模式了。畢竟做服裝不是做藝術品，設計師也不是藝術家，還得回到商業的圈子里來。”何艷說。 　　“設計師沒有資金也很難在經濟危機下獨立生存；原來做出口、加工的服裝企業現在要轉型，做品牌，需要依靠設計師。也許，這次金融危機會為中國設計師和服裝品牌提供一個機會。如果資本與設計師能夠走到一起，那會是最好的結果，也只有這樣，中國的服裝品牌才有可能走到國際上去。不過，關鍵的前提是資本方的思維需要改變，一個服裝加工廠的廠長做品牌未必會比賣熱水瓶的經理強，因為能做出好衣服和把衣服賣出去是完全兩回事。思維不變，談與設計師的合作會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