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愛愛描述：：人民教育家于漪 ■教育脊梁人民教師風采 9月2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氣氛熱烈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這里隆重舉行。 在雄壯激昂的《向祖國致敬》樂曲聲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親自給上海市楊浦高級中學名譽校長于漪佩戴上金色的“人民教育家”獎章。 這是共和國首次頒發“人民教育家”這一國家榮譽稱號，于漪作為基礎教育界的唯一代表獲此殊榮。她的教育事跡和貢獻必將永遠寫在共和國史冊上！ 一、信仰 中華民族艱苦奮斗的精神和深厚燦爛的文化使我激動不已，我常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而感到自豪和驕傲，更始終意識到自己重任在肩，要終身進取，做一名“合格”的教師。 ——于漪 “樹中華教師魂，立民族教育根”，是她教育生命的原動力 于漪從教68年，從一名普通教師成長為共和國的人民教育家，最重要的動力何在？ 高度自覺的使命與信仰！ 自打從教那天起，于漪就有明確的使命追求。母校江蘇省鎮江中學的校訓“一切為民族”伴隨她終身。“求學為什么？從愚昧走向文明，就要立志為解救苦難的民族于水深火熱之中……”當年老師激昂的話語引導著于漪的人生追求。“‘一切為民族’這五個大字擲地鏗鏘，鐫刻在我心中，成為我鑄造師魂的基因。” 她念茲在茲的是民族復興、國家富強。“過去，正是我們民族的奮斗精神與無數先賢的奉獻犧牲，才有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新中國；今天，祖國的繁榮和民族的振興依然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全身心地投入與付出。作為中華兒女，我深感自己肩負的歷史責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她說，“樹中華教師魂，立民族教育根”是自己終生奮斗的目標、始終不變的精神追求。“我一個肩膀挑著學生的現在，一個肩膀挑著祖國的未來。”“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教師。所謂合格，就是不負祖國的期望、人民的囑托。” 崇高的信仰，推動著于漪一步一步攀登上教育的“珠穆朗瑪”。 生活是信仰的重要源泉。生于1929年的于漪，早年飽受艱辛。“國家被侵略，遭災難，普通老百姓家同樣遭殃，受罪，童年快樂美好的生活被炮火打得煙消云散。社會現實的教育歷歷在目，難以忘懷。”愛黨愛國，為民族振興而不懈奮斗，早已成為他們的精神基因。 炮火連天中，于漪輾轉求學：先是以優異成績考入江蘇教育學院附屬師范學校；一年后因學校調整，再考入省立淮安中學；讀了一個學期，淮安中學搬遷，又考入剛剛復校的鎮江中學。 初中教國文的黃老師，每堂課都全身心投入，走進教材與文中的人同悲同喜，身歷其境，自己感動，然后再向學生放射文字波、情感波。他的課堂深深感動了于漪。 高中數學毛老師，不但教給了于漪嚴密的邏輯思維，而且教會了她嚴謹的做人道理。一次數學期中考，同桌的女同學要于漪幫幫忙，免得再不及格。同學之間講義氣，考試時于漪把一道題的解法寫在紙條上遞給她時，被毛老師發現了，他一把抓走了紙條。試卷發下來，她倆都是零分。“誰知毛老師還不罷休，把我找去說了一頓。有幾句至今我還記得：‘你這是幫助同學嗎？歪門邪道。她有困難，不懂，你可以跟她一起學，講給她聽，還可來問我。用這種投機取巧不誠實的方法，不是幫她，是害她。你好好想想。’離開辦公室時，他又加了一句：‘學習和做人一樣，老老實實，懂嗎？’”這件事于漪刻骨銘心，“從此，我做任何事情都要想一想：是否‘老老實實’？是否想‘投機取巧’？” 上了復旦大學，于漪碰到了許多“大先生”。一年級國文老師是方令孺教授，課堂上旁征博引，信手拈來，“引導我們超越閱讀的具體文章，認識世事，了解人情，視野一下子拓寬了”。教世界教育史的曹孚教授,上課時“手無片紙，口若懸河，各個國家教育的發生、發展、特點、利弊，講得具體生動，有理有據，似乎他在那些國家辦過教育一般”。 這些老師，言傳身教，為于漪樹立起一個個求學、做人、教書的標桿，激發了她人生使命和教育信仰的形成。 沒有對民族文化的血肉親情，就難有“為中華民族而教”的高度自覺的教育信仰 于漪說，“對自己的母語不熱愛，很難有濃烈的民族情、愛國情”“一個中國人，特別是求學的學生，對自己的母語應該有一種血肉親情”。 是的，人生使命、教育信仰，也必須建基于文化自覺之上。古典詩詞是走進中國文化世界的重要途徑。當年有一本別人看不上眼的石印本《千家詩》，于漪愛不釋手。她說通過讀這本詩集，自己領略了家鄉山山水水的非凡美麗、祖國大地山川的氣象萬千。 但僅憑古典詩詞，尤其是僅憑個人的興趣愛好讀書，是難以系統性地把握中華文化精髓的。走進中華文化深處的那扇門在哪里？ 中國作家中，于漪最喜歡魯迅。偶然間，她聽說魯迅為青年學生開過一張必讀書單。她想辦法了解到了這張書單，其中列了《唐詩紀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12種書。“這是一張很有見地很精到的書目單，教你讀書要知門徑，全局在胸，輕重得體，領會人物的精神風貌。這張書目單讓我領會到讀書與做人一樣：要識大體，知先后，知人論世，知世論人。”于漪說，這12種書她“并未一一讀”，常讀一讀的是《世說新語》，常翻一翻的是《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這樣對中國文學、中華文化就算入“門”了。 但這還不夠。 要讓文化與自己的身心打成一片，則“必須專心致志地研讀幾部大作家的著作，隨著他們的人生足跡走一遍，才能真正領會他們的心路歷程，領會他們生命的光輝”。為此，于漪先后通讀了辛棄疾、杜甫和陶淵明三位大家的著作，“深深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 同時，為提高思想認識水平，她還讀了許多思想哲學方面的書。不但讀，她還提倡背一點經典。“今天，我們要初步具備中華文化修養，粗知義理，從小應背哪些書呢？我想應該是構成中華文化不朽的原典。”她列了三本書：《論語》《中庸》《老子》。不但要讀和背，而且要“力行”。她說，讀經典要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活體”放進去，從而獲得生命的力量。 這就超越了一般的文學欣賞、文化研究，而進入以文學文化滋養生命、豐富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教育信仰由此而堅定，而純粹！ 二、奮斗 教育是為未來培養人才，要跟著時代前進，怎么會夠呢？我鼓足生命的風帆，孜孜不倦地追求，順境不自傲，受挫更剛強，有使不完的勁。 ——于漪 1986年，著名語言學家張志公閱讀于漪《學海探珠》手稿，拍案贊嘆：“于漪教書簡直教得著魔了！” “著魔了”三個字，道盡了于漪如癡如醉的教育人生。 無論如何不能做一個誤人子弟的教師 過了“而立之年”，于漪從歷史改行教語文。“b、p、m、f不認識，漢語語法沒學過”，語文教學的大門在哪里？ “基礎教育做的是地底下的工作，打做人的基礎，沒有什么驚人之筆，但是它關系到國家的千秋萬代，關系到學生的青春。一個孩子只有一個青春啊！”于漪告誡自己，無論如何不能誤人子弟。她每天晚上9點以前工作，9點以后學習，兩三年下來，把中學語文教師該具備的語法、修辭、邏輯知識，該具備的文、史、哲知識，該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過了一遍。她還立下規矩，不抄教學參考書，不吃別人嚼過的饃。獨立鉆研，力求自己先懂，再教學生，絕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但課堂的化境哪能輕易抵達？為了向習慣“開刀”，于漪“以死求活”。她把上課的每句話都寫下來，先修改，背下來，再口語化。每天到學校的路上，就把上課的內容“過電影”，在腦子里放一遍……她要讓自己的語言變成蜜，黏住學生；要把每一節課都當成一件藝術品，去精心琢磨。 多年的積累，在1977年的《海燕》電視直播教學中得以爆發。上海萬人空巷，人們紛紛守在電視機旁，爭睹她上課的風采。時人評價：這哪是在上課，分明是于漪用生命在歌唱！ 1978年，于漪成為上海市首批特級教師。他人擊掌相賀，于漪卻“深感惶恐”。她隨身備著兩把尺子，一把量己之短，一把量人之長，越量越找到自己的不足，越比越覺得自己有向前奔跑的動力。她更加勤奮學習，學習的深度、高度、廣度早已超越學科圈子。她更加努力實踐，在教學第一線摸爬滾打，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上了近2000節公開課。更難得的是，于漪的課從來不重復，即使是同一篇課文教第二、第三遍，也絕不重復。 一個學生曾對她說：“于老師，你的課我很喜歡聽，但是我自己沒有學會。”這句話于漪琢磨了很多年，上的課不能隨著聲波消失就銷聲匿跡，要教到學生心中，成為他們素質的一部分。“就是這樣一句話，促使我一直在研究課堂教學如何突破原來的框框。” 與破解、攻克各種各樣的問題形影相隨 在于漪的教育生涯中，她帶過許多“亂班亂年級”，她喻之為“考問感情與責任”的難題：“生命本來沒有名字，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壞習氣不是胎里帶出來的，我做教師的責任是幫助他們洗刷污垢，要像對其他同學一樣滿腔熱情滿腔愛。” 學校把一名屢次逃學、偷竊、打群架的學生放到于漪帶的班級。這名學生與父親爭執被打后離家出走。于漪焦急萬分，與幾名學生找了他一天。找到后，怎么辦？送他回家，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再逃走，一是舊毛病復發，依然故我。帶他回自己家，他會偷，怎么辦？ 一想到這里，于漪立刻自責起來：“對他有如此的戒心，缺少起碼的信任，還談什么教育什么愛護？”感情上的事來不得半點虛假。教師對學生是全心全意、半心半意，還是三心二意，學生心知肚明。 于漪把這名學生接到家里，于漪上班，他上學。學校放學，他跟著于漪回家做作業。于漪以心換心，以情激情，以理疏導。經過多次“拉鋸戰”，這名學生逐步安靜下來，走上正道。后來，于漪生了一場重病，住院治療。這名學生已經工作，探望時看到于漪打吊針，哽咽地說：“于老師，你不能死啊……”他沒有什么生動的語言，反反復復地說著這句話。 于漪很感動：“我的學生不一定是最優秀的，但他們都是家庭的寶貝、國家的寶貝，我當教師，要把他們當寶貝一樣來教育。不求他們能顯赫，但一定要成為社會的好公民，服務國家，服務人民。” 于漪的成長總是與破解、攻克各種各樣的問題形影相隨。20世紀80年代中期，于漪被任命為上海市第二師范學校的校長。學校當時是什么樣？教師上班稀稀拉拉，遲到是常事；有的師生涂脂抹粉，心思不在教與學，賭博、酗酒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學校是育人的神圣殿堂，理應是一方凈土，摒棄邪惡、污濁和庸俗，播撒做人的良種。”于漪決定恢復坐班制，學校教職工必須準時上下班。面對時尚潮流的影響，她組織師生圍繞“什么是當代師范生真正的美”等開展專題討論，在暢所欲言的基礎上達成共識：社會上流行的，學校也不一定都提倡；學校風氣如果降低到社會的一般水平，那是教育的失敗。 學生不愛惜糧食，泔水缸里的剩飯剩菜溢得滿地。于漪氣急了，到伙房里拿了個臉盆，用手把一個個包子、大塊大塊的飯撈起來，到一個個教室去講：“任何人都不能暴殄天物，這是素質問題、品德問題……”事后，學生在周記里寫道：“我從來沒見過于校長如此激動，我們不好，不懂事，浪費糧食的行為可恥，以后要注意節約。” “一身正氣，為人師表”逐漸成為全校師生的精神支柱。煥發新顏的上海市第二師范學校吸引了來自上海各區縣優秀的初中生報考，為上海的基礎教育培養了大批人才。 在教育的大海中暢游的于漪，在現實生活中的腳步是不輕松的。胃潰瘍、肝炎、心臟病……都曾“光顧”過她。每天，她吃大把大把的藥；每天，她意氣風發，要么伏案疾書，要么四處奔走，從不停歇。近年來，于漪每年都準備一本專用的掛歷。掛歷上，幾乎每一個日子都畫上了圈。但這遠不是全部。退休后，她逐字逐句審閱了從小學到高中12個年級的上海語文教材和教參。至今，她有時上午要聽4節課，下午開展說課、評課。她曾經腰椎骨折，臥床3個多月，一能坐起就深入學校指導課題和論文，走進課堂聽課評課。 于漪曾為她的《語文教學談藝錄》擬過一個小標題，叫作“跑步前進”。總是勇擔使命、堅守信仰，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總是在與時間賽跑，已成為她生活乃至生命的姿態。 三、思想 古今中外所有留名史冊的一流教育家幾乎都具有這樣的共性：他們從來不是關在自己的書房里閉門造車、空談教育，也不是囿于個人之局部經驗而沾沾自得，而是在實踐中去思考、去發現、去探索科學的教育規律，最終在理論上有所建樹，逐步構建起他們的理論體系。 ——于漪 于漪1951年從復旦大學教育系畢業，一頭扎進楊浦中學的時候，這所當時在上海名不見經傳的中學并沒有意識到，一個纖弱文靜的小姑娘，竟然滿懷教育家的光輝理想，要做一件偉大的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從中國文化、時代和實踐的土壤里，為當代中國培育一部活生生的“教育學”。 “‘人文說’是我向當今教育貢獻出的一顆赤誠之心” 于漪的教育思想是從語文開始發端的。 1949年以來，語文界提出了語文學科的“工具說”。“文革”后，語文教育依然十分強調工具性，甚至有純工具化的傾向。 1979年，敏銳的于漪先聲奪人，發表《既教文，又教人》一文，大膽提出語文教育要有思想內容與表達形式辯證統一的整體觀念。 然而，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語文教育“工具化”引導下的片面教學與引進的標準化考試一拍即合，語文教學陷入題海訓練，學生沒有興趣，老師迷茫。 許多人把鞭子打在了高考上，于漪卻不這么認為。“支配群體性教學行為的其實是不正確的語文教育觀念。”她進行綜合分析后，發現關鍵是對語文學科的性質認識不清楚，是“語文課就是基礎工具課”的思潮在起作用。 那么語文到底該如何定位呢？當時給語文學科定的各種“性”，如文化教育、審美教育等，超過了10種。 于漪在廣泛深入學習研究國內外有關母語方面的文獻后提出，各民族的語言都不僅是一國符號體系，而且是該民族認識世界、闡釋世界的意義體系和價值體系。語言不但有自然代碼的性質，而且有文化代碼的性質；不但有鮮明的工具屬性，而且有鮮明的人文屬性。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兩個側面。她還主張，“人文性”較之“思想性”“情意性”“文學性”等更為合適，由此突破了原有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的框架。 這些思想，在1995年《弘揚人文 改革弊端》一文中發表，在語文教育界引起巨大反響。工具性與人文性相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并最終體現在2001年印發的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中。 這里的人文精神，于漪認為，既有中國傳統意義上的人文思想，也有現代意義上的人文思想。 “這是我在自身學術理論上的一次重要跨越。”于漪說，有了這個思考和發現，對語文教育教學其他問題的思考和闡釋，就有了原點和強有力的支撐。 由此出發，語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要實現“教文育人”的大目標，需要3個基礎：一是“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也就是對育人要有全面具體的認識；“‘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指導著我一生的教育實踐活動，成為我語文教學目的觀——‘教文育人’的第一依據”。二是時代的要求和使命意識，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和“以教育為己任”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三是語文教學培養目標的整體性。 從實踐中走來的于漪，從“人文說”和“教文育人”的教育教學觀出發，逐步構建了完整而系統的語文教育體系，一直延伸到中國語文課堂教學的前線，扎根本土，直指時弊，具有鮮活的獨創性。她用生命唱出了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國語文教育學”。 教育就是要增強人的精神力量 于漪是有宏觀思維和前瞻性思維的。這決定了她不單單是一位語文教育家，還是一位從語文教育走出來的人民教育家。 在普通中學任教的于漪，與各種類型各種層次的學生長期相處，真正懂得了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教育沒有選擇性。這奠定了她以所有學生發展為本的人文精神的實踐基礎。 而更多的思想來自現實問題。 “教書”是為了什么？20世紀80年代初，不少人認為“教書”是具體任務，“育人”則很抽象，是班主任的事。于漪便大聲疾呼：“育人”是大目標，“教書”要為“育人”服務。任何學科教學都應有教育性，有教育性的教學，就賦予知識、能力以靈魂、以意義，能促進學生的發展。 育人是要“育”什么？對此，于漪較早提出了“全面育人觀”：全面發展是實施素質教育最本質的反映。社會文明程度越高，越需要全面發展的人。人的生命體本身也蘊含著全面發展的潛能，教育的任務就是把學生的潛能變成發展的現實。德性與智性是生命之魂。德智體美勞各育應有機融合。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針對教育功利化傾向，于漪說，古今中外研究教育的大家都認為教育的本質是完善人的精神世界。現代教育不能忘記教育最終為人的精神生活服務。知識和能力是獲取精神力量的階梯，不是精神力量的全部。學生求學讀書是為明做人之理，明報效國家之理。如果教出來的學生只知以個人為中心，以追名逐利、享樂為目的，缺少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的社會責任感，那是教育的失敗，有辱歷史賦予的重要使命。 在因材施教上，于漪有一句名言：知心才能教心。學生處在變化發展中，要不斷研究學生成長中的3個世界：生活世界、知識世界、心靈世界。3個世界要和諧發展。不僅要把握學生年齡段的特點，更要把握時代、社會、家庭因素在他們身上的影響與反映。教育要努力發現每個學生心中那根“獨特的琴弦”，在溝通理解上多下功夫。 于漪的教育學就是這樣，既唱“神曲”，又唱“人歌”，所以能服人。 辦教育必須確立制高點 于漪在長期的教師、校長和培養青年教師的工作生涯中積累了教師職業發展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的財富，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教師學”。 “沒有教師，人就不能成才；沒有教育，社會就會一片黑暗。”她進一步指出，教師的崇高職責就是在學生心靈深處滴灌生命之魂。她特別強調，教師是“過去歷史上所有高尚而偉大的人物跟新一代”之間的中介和橋梁，教師職業是繼承人類傳統和面向未來的職業，關系國家的千秋萬代，關系千家萬戶。教師必須是一個思想者，身上要有時代的年輪。教師的智力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滯。她主張，教師要學一點哲學，要有文化判斷力。 她還說，沒有一個職業像教師那樣意義非凡，教師的思想、情感、價值觀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沒有一個工作像教師那樣對人的一輩子起作用。教師對學生的作用不可能是“零”，不是正面作用就是負面作用。教師首先在人格上要“表里俱澄澈”，做到在學生看來是個里里外外通透的、可敬的、高尚的人。 ……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四有”好老師的標準，為老師們明確了努力的目標。在于漪看來，要做“四有”好老師，關鍵在于內心的深度覺醒，把自己的命運前途與國家的命運前途、老百姓的命運前途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旦覺醒，人就會變得聰明起來，就會站在比較高的地方思考問題，而且心中總是有一團火，有旺盛的經久不衰的內驅力”。 于漪在治理上海市第二師范學校過程中，形成了對校長素質的認識和一整套辦教育、辦學校的思想方法。 什么樣的人可以當校長？ 于漪說，要德、才、識、能兼備。 一身正氣，為人師表，是校長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校長要 “養吾浩然正氣”。在當今，就是要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對黨的教育事業赤膽忠心，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按照黨的方針、政策辦事。校長應具有相當程度的職業敏感，跟隨時代奮力前進；具備正確的教育思想，努力探索并力求通曉基礎教育的規律；還應具有管理的才能，具有民主作風…… 什么樣的校長能夠成為教育家？ 于漪說，校長要成為教育家，必須是文化人、文明人，身上有書卷氣，有豐富的智力生活，學而不厭。校長思維要十分活躍，審時度勢，因時辨勢，遵循教育規律，獨立思考，努力創新。 校長在教育教學領域執著追求，宏觀上能打開視野，居高臨下，微觀上能扎扎實實，一絲不茍，在實踐中既能積累和創造行之有效的經驗，又能從理論高度闡述和揭示基礎教育育人的規律，就能成為辦學的行家里手，成為師生憧憬的、獻身教育的教育家。 于漪是這樣想的，這些也是她作為人民教育家的行動縮影。 關于如何辦教育，最為著名的是她1990年就提出來的“三個制高點”思想：辦教育必須確立制高點。首先，要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其次，要站在戰略的制高點上；再其次，要站在與基礎教育發達國家競爭的制高點上。這一思想一舉突破了學校的微觀定位，把學校辦學使命與國家民族命運緊緊聯系起來，大氣磅礴、語振四座。 21世紀初，一些學校重有形成果，輕無形文化。對此，于漪一針見血地指出：“對學校文化建設重視不重視，建設到怎樣的程度，影響乃至決定學校的形象、質量和生命力。” 于漪認為，學校文化是學校的靈魂。每所學校的精神支柱可以迥然有異，但都必須緊扣育人的宗旨，代表先進的文化。它應該是社會文化中最主流、最健康、最奮發向上和符合教育規律、符合師生身心發展的。要使它成為全校師生追求的目標，思想言行的準繩，情感、態度、價值觀判斷的標尺。 于漪的辦學思想，句句都是指導教育實踐的箴言。 近年來，最讓于漪椎心憂思的是教育教學改革中“西方話語”的盛行。從20世紀90年代起，她就多次表態：“絕不讓自己的教育實踐淪為外國理念的論據。” 于漪認為，中國的基礎教育質量在世界上也是上乘的。要從基礎、從歷史、從國情等多個角度來看中國基礎教育發展。對于出現的問題，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看待。樹立自信，不是故步自封、拒絕學習外國，而是要深入、全面地研究學什么、怎么學。要根據我們國情決定取舍、改造、創新，要以我為主。“我們有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中國教育必須有中國人自己的燈火，走中國人自己的路。” 2014年，85歲高齡的于漪吐露了一個夙愿： “我這名年已耄耋的教師，心中翻騰著一個強烈的愿望，那就是急切盼望當代能創建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學。” “這部教育學有磅礴之氣，和諧之美，它蘊含中國至圣先賢的教育智慧，包蘊近現代尤其是當代教育的鮮活思想和先進理念，人類進步教育的種種創造融化其中，不見痕跡。這部教育學是中華優秀文化教育傳統與時代精神的高度整合，投射出民族智慧的芳香，充滿育人成長成才的活力。” 于漪教育學誠如斯言！ 四、風范 一顆狹小的心有浩浩蕩蕩的學子，有多情的土地，有偉大的祖國，胸懷就會無限寬廣，無處不是學習的機會，無處沒有智慧的閃光。 ——于漪 做了一輩子教師的于漪，一輩子行走在努力修煉、鍛造學識與人格的路上。 與時俱進，勇立時代潮頭 于漪的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源于思想的魅力。她的思想總是與時俱進，洋溢著時代的氣息。 1984年，她發表《銳意改革，開拓前進》一文，發出一連串時代追問：“怎能從根本上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怎能有效激發他們旺盛的求知欲？怎能與時代的要求合上節拍……” 時過境遷，這些追問仍引發人們的關切與反思。 21世紀初，社會環境急劇變化，于漪敏銳意識到重構學校的價值取向是教育面對現代社會挑戰的關鍵問題：今天需要重構學校的價值取向。我們既要講“義”，又要講“利”。有錢是買不來現代化的，有錢也不完全能夠辦好學校。 于漪常說，時代在前進，教育必須與時俱進。然而人們不禁要問，于漪為何總能立于時代潮頭，為何在關鍵的時代節點上總能敏銳、準確地觸摸到時代跳動的脈搏？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王厥軒將這份敏銳與洞察力歸因于強大的學習能力。 上海市市北中學原校長陳軍也認為，“于漪始終與時代同行，在思維方式的完善方面，她長于吸取多元文化精髓，使思維既有縝密的特點，又有開拓的風貌”。 堅守而不保守，兼容并包、不斷完善的學習方式和思維方式，構成了于漪永葆活力的思想源頭。 “仁愛”之情造就大胸懷、大氣度、大力量 “愛”是于漪教育人生的主題詞。 于漪對愛的理解與認識，從最初“有選擇之愛”到“超越親子之愛”，再到仁愛，歷經了漫長的過程。 初當教師的于漪，“愛”只是空泛的概念。后來于漪明白，“天工造物十分奇妙，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獨特性……每個學生的生命都值得尊重，都必須關心”。 于漪將這種眾生平等之愛稱為“師愛超越親子之愛”——學生身上的事都是她心上的事，學生都是她的兒女。 師愛的最高境界叫作“仁愛”。 于漪的“仁愛”品格是貴賤賢愚無論的“有教無類”。 于漪的“仁愛”，是將學生的幼稚、不成熟、偏激、毛病當作常態，去愛護，去發現閃光點。想辦法把不懂的變懂，把差勁的變好，這正是于漪的“本事”。 于漪的“仁愛”品格是直面問題的堅韌之愛。沒有這種堅韌的愛，她不可能在教育教學中年年月月、任勞任怨，“引著、拽著、扶著、托著、推著學生向前”。 于漪的“仁愛”品格更是為師的大愛大德大情懷。她眼中的學生是國家未來的希望，是每個家庭的希望。因此，“用仁愛、大愛促進了學生的全面發展，為國家培養了優秀的人才，通向了個人的教育夢，也通向一個更大的中國夢”。 擇高處立、胸懷天下的“先生之風” 一個人的人格魅力往往不僅僅取決于時間與經驗的累積，更取決于站立的高度。 于漪的人格境界、格局之高，源于扎實學識所賦予的思想起點之高。她思考教育問題總在很高的位置，在宏觀上有較為科學的總體設想。 于漪境界、格局之高，還在于她往往能跳出學科、專業的局限，每每從社會、國家全局全域整體、系統地觀察思考。 于漪境界、格局之高，更在于跳出個人之“小”，自覺擔當起國家民族的重任。她曾用詩一般的文字抒發自己的思想嬗變，“一顆狹小的心有浩浩蕩蕩的學子，有多情的土地，有偉大的祖國，胸懷就會無限寬廣，無處不是學習的機會，無處沒有智慧的閃光”。 登高望遠，于漪將自己的工作、前途、命運與民族的前途、命運，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休戚與共、血肉相連時，你就可以站得高看得遠，你從平凡工作中能夠洞悉不平凡的意義和價值。” 這正是我們從于漪身上得到的不平凡啟示。 一身正氣、為人師表 于漪一直秉持做老師、教學生“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因為社會上總會有一些歪風邪氣，必須要“一身正氣、為人師表”。 她做校長愛憎分明，自覺維護教育的神圣和純凈。正氣并非虛空，而是看得見，摸得著，在思想、品德、氣質、言行上均有所表現”。 面對矛盾，于漪常說，“社會上各種各樣的矛盾基本上是以我為中心的，學校里各種各樣不和諧的聲音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因此‘以己之短，比人之長’是非常必要的”“辦教育的人，謙虛是基本的素質”。于漪這樣說，也這樣做。 于漪崇“真”，敢講真話。她的“真話”總能一針見血地看到表面和諧背后的矛盾與問題，痛快淋漓、力透紙背，彰顯實事求是、獨立思考的精神硬度。 “一些學校的口號和標語讓人心驚肉跳，讓人心寒，什么‘眼睛一睜就是競爭’‘現在不吃苦以后就搶不到別人的飯碗’，這哪里還有和諧友善？” 當很多教師教學熱衷于參考資料、電腦下載教案、媒體炒作信息、教育時尚操作，于漪及時予以警醒：“講壇不必在乎高低，但為師者的思想需要有高度，脊梁骨需要有硬度。” 于漪的“真話”包含著她作為“人民教育家”的良苦用心。 在指出不合理現象的同時，她更給出中肯的建設。當價值沖突、觀念混亂、方向不明時，于漪用“真話”建言，“我們不能只點洋蠟燭，心中永遠要有一盞中國的明燈”“課堂教學要德智融合”“教育歸根結底不是要解決學生未來的吃飯問題，而是要解決學生的靈魂問題”。 她的是非分明、坦蕩正氣、求真務實，她對錯誤價值觀的批評，以及對教育神圣和純凈的極力維護，歸根到底是無我的品格使然。在于漪身上，因為無私而坦蕩，因為無我成就了大寫的“人”。 五、貢獻 我在幾十年的教育工作歷程中，克勤克儉，做了一些工作。說到底，我就是堅守了新中國教師的本分。 ——于漪 68年始終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服務人民，68年不斷豐富的教育實踐和深刻的教育思想，成就于漪大寫的流光溢彩的教育人生。 用博大的胸襟和樸實的教誨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育人“奇跡” 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前兩年，一名畢業多年的學生從大洋彼岸給于漪寫信：“于老師，感謝您將中華文化之精妙和為人之基準播種于我少年心田。”68年來，于漪用博大的胸襟和樸實的教誨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培養了一個個大寫的“人”。 作為班主任，她將極差、極亂的班級帶成了先進集體；作為校長，她使名不見經傳的學校成為全國先進；作為“導師”，她培養了一批全國知名的教學能手、德育名師。 于漪總是想方設法為青年教師搭建平臺。她首創了師徒“帶教”方法——師傅帶徒弟、教研組集體培養、組長負責制，有效促進了青年教師成長。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她先后培養了三代特級教師。 如今，90歲高齡的她仍主持著上海市語文學科德育實訓基地的工作，還擔當著國家級骨干教師培訓的重任。 于漪幾乎獲得了黨和政府所能給予人民教師的所有榮譽，但她從沒有為名利所羈絆、因掌聲而止步。她說，“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我是共產黨員’‘這是組織交給的任務’，這兩句話，給了我無窮的動力”。 矢志不渝為教育決策建言獻策，提供思想養料 自1977年起，于漪連續五屆當選上海市人大代表，她積極參與制定地方性法規，審議決定上海市重大事項，對于提高教育經費預算、改善基礎教育辦學條件發揮了重要作用。 “最難忘卻的是1988年上海市九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提交的關于增加教育經費的議案。”由于大批返滬知青的孩子正好到入學年齡，小學生驟增，而那年教育經費預算增幅為5.7%，差距很大，導致小學要改成“兩部制”，即半天在學校求學，半天在家。“兩部制弊端甚多。我是教師，對學生有特殊的感情。”于漪在會上慷慨陳詞，陳清利弊。會議決定修改教育預算，增幅改為8%。那年教育預算執行的結果，增幅達13%。 多年來，于漪是素質教育堅定的倡導者、實踐者、堅守者。面對教育功利化現象，她提出了“全面育人觀”“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21世紀，于漪提出語文學科要“德智融合”，真正將立德樹人落實到學科主渠道、課堂主陣地，獲得廣泛認可。 傳播先進教育思想，準確解讀和宣講國家重大政策，并身體力行 數十年來，于漪總是基于豐富的教育教學實踐，準確地解讀、宣講，并身體力行。 1983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三個面向”。隨后，于漪傾心撰寫《銳意改革，開拓前進》一文，引發了基礎教育領域如何貫徹落實“三個面向”精神的廣泛討論。直到2012年，于漪還在強調“三個面向”的意義和價值非比尋常。 于漪有著強烈的理論渴求，又總是為解決實踐中的問題而研究，是一名始終不曾離開教育教學一線的研究者。 2005年，上海剛剛制定“兩綱”，于漪開百余場宣講課，“要讓學生在現代化大潮中樹立理想信念，不迷失方向，有家國情懷，就必須樹民族精神之根，立愛國主義之魂”。 她密切關注著中國教育的變化與發展，傾力寫下幾百萬字著作。目前已出版的著作有《歲月如歌》（手稿珍藏本）、《卓越教師第一課》《教育的姿態》《語文的尊嚴》《于漪知行錄》《于漪新世紀教育論叢》（6卷）。主編有《教育魅力——青年教師成長鑰匙》（2013年度教師喜愛的100本書之TOP10中第一本，已印刷11次）、《走進經典——語文閱讀新視野》（6冊）、《“青青子衿”傳統文化書系》（12冊）、《現代教師自我發展叢書》（共18本）、《現代教師學概論》等。2018年8月，《于漪全集》（8卷21本）正式出版。 2018年12月28日，于漪獲得“改革先鋒”稱號。回到上海后，她認為需要貫徹全國教育大會精神，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2019年教師節期間，她在病床上勉勵廣大青年教師：“我在幾十年的教育工作歷程中，克勤克儉，做了一些工作。說到底，我就是堅守了新中國教師的本分。” 10月1日上午，于漪早早打開電視，在上海家中收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慶祝大會。“我感受到體內潛藏的力量要在新時代更好地迸發出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中國的昨天已經寫在人類的史冊上，中國的今天正在億萬人民手中創造，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 《左傳》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三不朽”一直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追尋人生價值和意義的最高標桿。于漪近70年教書育人之“德、功、言”成果蔚為大觀，無愧于“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必將影響、激勵更多后來者。 《中國教育報》2019年11月0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