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性共同成就描述：：誰被誰占有：究竟是我們擁有物，還是物擁有我們？ 我的！攝影：H. Armstrong Roberts/Getty 人心里似乎住著一個惡魔，在其哄騙之下，我們不僅對自己的財物心有戚戚，更會為追求物質財富鋌而走險。似乎我們才是被占有的那一方。 1859年，450名淘金客乘“皇家憲章號”蒸汽船自澳洲返歸利物浦，于威爾士北面近海遭逢沉船事故。這一悲劇與其它無數海難的不同之處在于，船上許多人腰包里滿是黃金，因離家僅咫尺之遙而不愿舍財求生。人類對所有物（possessions）的迷戀尤其強烈，且不時有非理性成分。每年都有車主在阻止偷車賊行竊時被殺或受重傷——沒人會在冷靜的情況下選擇如此。人心里似乎住著一個惡魔，在其哄騙之下，我們不僅對自己的財物心有戚戚，更會為追求物質財富鋌而走險。我看我們才是被占有的（possessed）那一方。 當然，物質主義和占有財富都是強有力的動機。絕大多數人想必都同意據稱出自演員梅·韋斯特（Mae West）的一句名言：“我富過也窮過——相信我，富是更好的。”但我們在生活水平達到小康后卻仍會繼續追求更多的東西——為什么？ 一個常見現象是，我們喜歡以占有物的形式來展示自己的財富。1899年，經濟學家索斯坦·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觀察到，銀湯匙乃是社會精英階層的標志。他創造了“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這個詞，以形容人們在功能一致的情況下傾向于購買更貴的東西并藉此凸顯自身地位的行為。其理由之一來自進化生物學。 大部分動物都會為繁殖而展開競爭，但戰勝對手也得冒受傷或死亡的風險。一種替代性的策略便是夸示自己的好，以吸引異性與自己而非競爭對手親近。許多動物都進化出了一些夸示自己適宜于擔當潛在伴侶的特性，譬如色彩鮮艷的羽毛和精美的角等附屬物，又如形式復雜、用心良苦的求偶儀式等鋪張奢華之舉，后者是“信號傳遞理論”（signalling theory）里的標志性行為。鑒于繁殖過程中的勞動分工存在不均，該理論解釋了為什么雄性的外表和行為一般比雌性更加花哨。這些特性也有其代價，但一定是利大于弊的，若沒有任何益處的話它早就被自然選擇過程淘汰掉了。 鮮艷的羽毛：求偶時的極樂鳥 遺傳系統的健壯性（genetic robustness）就包括在這些益處里。昂貴信號傳遞理論（costly signalling theory）解釋了這些明顯有浪費成分的特性何以是彰顯其它可欲性質的可靠標志。雄性孔雀就是為傳遞信號而不惜血本的鼻祖，其華麗的扇形尾羽就是為了向雌性孔雀表明自己擁有第一等的基因而進化出來的。針對這一頗為可笑的附屬物，查爾斯·達爾文在1860年寫道：“我一看到孔雀的尾羽就覺得惡心。”理由在于它不符合適者生存的原則——這種尾羽不僅超重，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來生長及維系，且與維多利亞時代帶有大型裙撐的長裙很相像，過于疊床架屋，非流線型結構，不利于靈活運動。然而，即便不惜代價地展示羽毛在某些情況下會帶來不利，它們仍象征著某種遺傳優勢，因為能支撐起華麗尾羽的基因也擁有更優越的免疫系統。 男人和女人都進化出了一些宣示健美的生理特性，但我們更能借助于技術，以物質財富的形式來展示我們的優勢。最富有的階層通常也更長壽、有更多的子嗣并且在生活中具備更強的抗風險能力。我們被財富深深吸引。失意的司機更可能在一輛破車而非跑車上按喇叭。身著名貴衣裝等財富象征的人更可能得到優待，也更易于吸引伴侶。 除物質豐富象征著繁殖潛能之外，追求財富還關乎一個強有力的個人性理由——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于1759年提出：“富人因富有而倍感自豪，因為他感到這些財富自然地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他身上。”物質財富不僅能帶來更舒適的生活，更能使我們從他人的仰慕中獲得滿足感，財富讓人感覺良好，奢侈消費可以點亮我們的大腦里的愉悅中心。如果你想著你在喝很貴的葡萄酒，它不僅會更好喝，大腦里與愉悅體驗有關的評價系統也會更加活躍，當你認為酒很廉價的時候就沒有這種效果，哪怕酒本身一模一樣。 更重要的是，我們就是我們所擁有的。在斯密提出上述論斷的100多年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又指出，我們的自我并不限于身體和心靈，還有一切我們可以宣稱所有權的東西，包括我們的物質財產。后來營銷大師羅素·貝克（Russell Belk）將其發展為了“擴展性自我”（extended self）這一概念，他于1988年提出，我們從很早的時代就開始運用所有權和所有物等概念，藉此來塑造認同和確立地位。“我的！”乃是咿呀學語的孩子的常用詞之一，托兒所和游樂場里80%以上的沖突都是圍繞玩具的所有權展開的。 “我的”：托兒所和游樂場里80%以上的沖突都是圍繞玩具的所有權展開的 因為年齡漸長（以及律師的存在），我們發展出了解決財產糾紛的更復雜手段，但作為我們認同的擴展，與自家財產的情感聯系依舊存在。例如，行為經濟學里最穩健的心理現象之一就是稟賦效應（endowment），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杰克·尼奇（Jack Knetsch）于1991年首次公開了這一發現。這種效應有許多版本，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在于：同樣的東西（譬如咖啡杯）在我們眼里的價值是相同的，但它有了主人以后就不一樣了，主人會認為自家咖啡杯的價值要高于潛在買主的出價。頗為有趣的是，這一效應在推崇更加獨立的自我構想（self-construal）的文化里更為突出，而在推崇相互依賴型自我觀的文化里則較弱。這與前文談到的擴展性自我概念相符，即我們擁有的外在物品定義了我們之所是。 一般來說，稟賦效應要到六七歲的時候才會在兒童身上出現，但2016年我與同事的研究表明，如果你有意讓孩子透過簡單的圖畫-肖像操作（picture-portrait manipulation）來構想自己，那這種效應便會出現得更早。值得注意的是，稟賦效應在坦桑尼亞的哈扎（Hadza）部落里相對較弱，該部落為當今僅存的堅持狩獵-采集生活方式的部落之一，物品的產權大多為公社所有，其運作模式遵循“需求-共享”（demand-sharing）的邏輯——如果你得到了某樣東西而我需要它，那就把它給我。 貝克也認識到，在我們眼里最能代表我們自己的所有物，乃是那些我們認為最具魔力的東西。已經有了感情的東西是不可替代的，且通常還關乎某些不可移易的、定義著它的本真性的屬性或本質（essence）。從柏拉圖的“理念”（form）開始，賦予同一性的便是本質。鑒于我們認為物理世界里充滿了這種形而上的屬性，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在人類心理學里也幾近泛濫。它解釋了為什么我們會看重藝術作品的原作，而非一模一樣或無法分辨的復本，還解釋了為什么我們拿到一本詳細記載其瘋狂的希特勒個人傳記時會很高興，但捧著他的個人食譜——對其罪行只字不提——卻會反感。本質主義這種性質令你的婚戒變得無可取代。并非每個人都會承認自己是本質主義的，但最激烈的財產爭執便基于它，由此財產變得神圣不可侵犯，并成為了我們認同的一部分。這樣一來，所有物就不僅是面向他人的信號，也提醒著我們自身之所是，在日益數字化的世界里，它還表達了我們對本真性的需求。 作者Bruce Hood系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實驗心理學學院教授，學術特長為社會中的發展心理學，著作包括《超感》、《自我幻象》、《馴化了的大腦》和《被占有》。 （翻譯：林達） 獲取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