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共享描述：：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整個中國制造都在經歷一場大考。是有一些企業關門，但遠非成千上萬，上規模的企業出事的很少，倒的大多是既無技術實力又無資本實力的中小企業。如果這次大考能過，將來 Made　in　China就會是品質的代名詞。但是現在，大部分中國企業還在半山坡上艱難地行進　　風霜雨雪　　幾公里的狹長丘陵谷地里，聚集了三千多家制鞋或鞋材企業，它們分布在朝向各異的民宅或廠房里，這些建筑看起來像各種比例的水泥方塊，雜亂地簇在蜿蜒的公路兩旁，被綠色的田野包圍，更遠處，起伏的丘陵郁郁蔥蔥。　　首次來到吉隆鎮的人，很難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這里屬于廣東惠州，20年前還是一個鄉村小鎮，但現在或許是全世界鞋廠密度最高的地方。幾乎有樓房處就有幾十家鞋廠。　　雖然在兩年前如愿拿到了“中國女鞋生產基地”的牌子，但這里的鞋廠絕大部分只能稱為家庭作坊，幾臺鞋機、二三十個工人，就是一個廠。這里最大的企業，到了東莞，只能算中等規模。　　3月底，當知道有記者來訪，幾位當地鞋業的頭面人物聚到了一起。幾小時的聊天中，苦惱、無奈、苦笑的表情交替出現，笑容難覓。　　“我們現在是風霜雨雪都遇到了，就是沒有陽光。”說話的鞋廠老板數起手指頭，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減少，還有勞動合同法。旁邊的人提醒，電價漲了、缺工也得算上。　　“風霜雨雪”加起來，成本上升差不多30％，是利潤的幾倍，價格又提不上去，“沒訂單，還主動一些，手上有訂單的，做多少虧多少。”　　可開工廠的，又不能不開工，要不工人都走了，拿了合適的訂單也做不了。幾臺機的小作坊還好，隨時可以關門，大廠只能硬著頭皮做。即使這樣，還有麻煩——工人不夠。　　吉隆鎮上的當地人只有不到5萬，但外來工人有15萬，每年生產6億雙女鞋，80％出口。這里的月工資已經到了1600元以上，比“珠三角發達地區”高出了200－300元，可因為是農村，前兩年開始工人慢慢短缺。成本上漲的麻煩甚至比不上缺工的麻煩。 　　到處都缺人。在座的一個老板，去年剛投產了鎮上最大的鞋廠，現在開工不足20％，“只要有工人，我還是有把握能做下去的。” 　　鎮上的鞋業廠商會去年組了一個團，到內地幾個省份去招人，悻悻而歸，“內地的政府很客氣，但名為勞務，實際是想招商。” 　　現在很多小廠關閉，他們看到的“只有黑暗，沒有光明”。 　　怎么活下去？ 　　遷移？“怎么遷？我們都是吉隆的農民，幾個人、幾十個人用鉗子做鞋，一步步走過來的。身家都在廠房、設備上，現在賣也賣不出價。走也走不動。” 　　升級？大部分吉隆的鞋廠還處在從作坊向流水線升級的過程中。建了流水線的大廠“只能談生存”，用什么升級？ 　　拿定價權？“你告訴我，我們這些草根小企業怎么去拿定價權？去年年底，龍永圖在東莞說，中國制鞋企業要拿到定價權，我幾乎聽不下去。他自己試試！” 　　更大的麻煩還在后頭。勞動合同法執行后，工人和老板的糾紛肯定不斷，現在許多工人動不動就是“我告你”，接下來幾個月要忙著應付糾紛了。 　　確實沒有一個好消息。難道這個奇跡小鎮只能從此沒落？對著幾位神情凝重的草根老板，記者不忍心問出這個問題。但一個老板的喃喃自語，還是讓人心生安慰，“我們當年怎么走過來的，就怎么走過去。”希望，向來屬于自救者。 　　大考來了 　　一百多公里外的深圳，“氣壓”遠沒有吉隆那么低。“現在MIC（中國制造）面臨一次大考，不是一般的升學考試，是高中升大學的考試。”深圳榮恩公司副總經理方至剛對中國制造的處境有著自己的判斷。方至剛1986年就來到東莞，管理一家臺資鞋廠，是第一批到大陸的臺灣人。他一生只做了一個行業——制鞋。 　　當初他來到大陸，正是由于臺灣鞋業因成本全面上升而整體外遷。“與20年前的臺灣相比，現在大陸的成本大沖擊，我看到的是更坦蕩的路。” 　　他認為，這次成本沖擊將帶來行業整合的機會，是好事——一直以來，有太多的小企業打價格戰，把市場行情搞亂，他用“宵小”形容它們——現在，行業里真正有能力的企業將有可能在合適的舞臺上發揮得淋漓盡致了。“行業會更健康，MIC會打得更響。曾幾何時，MIC是低等品的代名詞，如果這次大考能過，MIC將來就是國際品質的代名詞。”他說，從這個意義上，他歡迎這次沖擊。 　　他認為，該轉移給客戶的成本就要轉移，MIC應該勇于提價，“如果外國人不接受，就讓他們離開中國市場好了。” 　　他現在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本地公司，但已經是全球第五大運動鞋貿易商，在福建泉州有自己的生產線，今年出口價格已經提高了20％以上，現在訂單忙得做不過來，工廠負責人不得不到東莞來招工。 　　方至剛惟一的擔心是，成本上升過快，可能會讓一般健康的企業都消化不了，只有真正強壯的企業才能過關。 　　在東莞，另一個臺灣人葉先生也執同樣的看法。他在一家臺灣大鞋廠任主管，同樣“這輩子只做了制鞋一個行當”。葉認為，大陸目前的成本上升比當年臺灣的情形還要劇烈，“這么多種成本同時漲，從來沒見過。” 　　40年前，日本人把制鞋業交到臺灣人手上，20年前臺灣鞋業整體轉到大陸，“再過十年，臺灣人要把棒交到大陸人手里了。”現在，制鞋業里，已經很難見到30歲左右的臺灣人了。 　　臺灣鞋業人最大的遺憾是只有加工，沒有品牌。不是沒有嘗試過品牌，但“我們這一代是背書長大的，沒有想象力，而且市場小，臺灣政府又不支持”。 　　葉先生認為，大陸人有可能彌補這個遺憾，“大陸自己就是一個大市場，現在成長的一代又很年輕，比我們束縛少，如果政府支持，就能有自己的大品牌。” 　　至于當下這一關，他擔心與外國采購商的價格博弈僵持期會太長，“最好不要到別人讓步時，自己先倒了太多。” 　　制鞋屬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受此次成本上漲沖擊最大。顯然，價格博弈正朝有利于制造方的天平傾斜——根據海關統計，今年前5月，東莞出口的鞋子，平均單價上調了27.3%。 　　東莞企業大量倒閉的傳聞，去年就不斷傳出，廣為傳播。受訪的東莞政府官員認為，是有一些企業關門，但遠非成千上萬，倒的大多是“體質較弱”的中小企業，上規模的企業出事的很少，整個行業出問題的現象還沒有出現。 　　官員表示，他們現在的關鍵詞不是“生存”，而是“提升”，更關注的不是挽救體質弱的企業，而是如何幫助活下來的企業提高技術含量、品牌價值，使面向生產的設計環節更多地轉移到東莞，讓東莞變成高質量的全球制造基地。 　　千萬不要低估中國制造的實力 　　現在，目光轉到了千里之外的浙江臺州。 　　臺州企業家有著最好的課堂，周圍企業起起落落，幾乎每天都是MBA課程的現實版，每個人都在認真地討論生意，無論這個生意是什么。 　　一位經常來臺州調研的PE（私人股權基金）管理人員告訴記者，千萬不要低估了中國制造的實力。人們印象中的鞋業、紡織和玩具不能代表中國制造，過去中國制造大多數是賺點加工費 （這樣的企業不在少數），但現實中產業在升級，老板們的眼界在開闊，好的企業和行業總是層出不窮，給人們帶來驚喜，也帶來信心。 　　臺州市商業銀行的客戶經理則說，今年以來銀行的利潤依然很好，從基本面看，企業大多還是可以維持的，倒掉的往往是那些失去了認真、寂寞地做好一個產品耐心的企業——前兩年，機會太多，以至于很多企業家很難專注于某個領域，并在自己領域做出卓越的成績。“一個企業的倒閉就像地震中建筑物倒塌一樣，是由于多種因素。” 　　臺州市發改委主任鄭薦平說，在臺州，目前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很不錯，資本密集型的則一般，勞動密集型的就不好了。 　　雖然轉型和升級不是那么簡單，但臺州正在這條路上。比如，做工藝品的可以轉做汽車裝飾件；塑料也一樣，原先做牙膏臉盆，地攤上到處都是這類臺州貨，全國鋪天蓋地，但現在已經基本轉到做上下水管、汽車摩托車塑料配件等。更高級的醫藥也一樣，一開始做化工，之后做原料藥，再后來就到成品藥了。“至于低端的制造業，則只能轉移到中西部去。” 　　臺州經委主任張銳敏則承認，臺州企業確實出現了困難，表現在增幅下降、效益滑坡、投資萎縮。“但我覺得下滑是合理的、正常的，不下滑才不正常，說明這個地方生存在真空里，或者說在作假。” 　　但臺州企業的生存能力，比其他地方的企業更強。整體出問題的就只有縫紉機行業。由于紡織和服裝行業普遍不景氣，因此縫紉機行業出現整體性萎縮。 　　張銳敏談到，之前被廣泛關注的飛躍公司資金鏈出問題一事，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研發投入過大，又遭遇銀根緊縮而產生。 　　電動縫紉機的芯片原來都是從日本進口，提價權在人家手里，有時候為了芯片整個縫紉機無法組裝生產。所以他們投入兩億多人民幣，和中科院合作研發芯片。搞研發，銀行不可能貸款，只能用資金寬松時的流動資金。這兩個億投到那里去，還沒產生效益，就遇上銀根緊縮，資金鏈就繃緊了。 　　現實中，明顯可以看到，真正有技術創新能力的，而且這種技術創新能力已經形成市場能力的，有品牌的，基本可以克服成本上升的影響。附加值比較高的企業，提價的能力就強，現在對他們來說是機會。 　　海正藥業就是這樣一個企業。它連續52年沒有虧損記錄、持續增長，被認為是臺州的驕傲。 　　在1970年代，它剛踏足醫藥領域時，就開了國內企業上門買技術的先河———花9萬多元購買了一種新藥成果進行生產。現在，他們在產品的儲藏開發、新產品研發的先期投入非常堅定。“現在我們每年的研發投入占到銷售額的8%，去年我們達到了9%多，發達國家也沒有這么高的比例。”海正的管理人員很驕傲地總結，海正的經驗是：風浪來了，靠臨時調帆、調螺旋槳都晚了，應該在沒風浪的時候就把動力都儲備足了。 　　海正藥業的董事長白驊62歲了，現在每天早上6點到廠里，晚上10點多回家，對于他，生活中惟一的樂趣除了工作還是工作。 　　這樣的專注和熱愛，或許正是中國制造的能量之源。或許正是因為在臺州看到太多同樣的熱愛和關注，那位PE管理人員才會毫不吝嗇地把信心給了臺州。 　　民工哪去了？ 　　在各處的采訪中，記者被同一個問題困擾：民工哪去了？許多受訪者也向記者提出了同一疑問。 　　中國經濟出現下行信號，這是中央高層都認同的判斷。現在許多中小企業日子不好過是事實，一些企業壓縮生產線甚至破產也是事實，這意味著，必然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市場上勞動力的供給會相對多起來。可是，為什么到處都在缺工，甚至比以往更甚？ 　　曾就這個問題向一位研究宏觀經濟的美國教授請教，他凝思許久，給出了答案：“中國經濟在幾個月里實現了升級”。 　　這當然是開玩笑。經濟學家給不出解釋，那么現實中呢？ 　　去年11月，東莞常登鞋廠宣布結業——并非倒閉，只是臺灣老板對未來預期不好，主動退出了這個行業，傳言說，老板回臺灣從政去了。 　　今年3月底，來到已關門的常登，整潔的廠區里只有幾位負責銷售原廠設備的人員，其中一人告訴記者，“常登關門了，沒有傷害到任何人。” 　　老板給的賠償很公道，7000員工也按不同工序分批遣散。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個細節是，其他工廠紛紛在常登門口現場招工，甚至有的工廠派了大巴來接人，這里的員工不僅沒有失業之虞，相反成了爭搶對象。 　　而在7月，記者的同事在東莞的華堅集團門口，也注意到，有大量從其他工廠來應聘的生產線工人，甚至有的是整條生產線上的人一起過來。 　　在江西的上高，由于裕盛、旺旺等大型企業前來投資，使這個著名的勞動力輸出大縣（每年6萬人外出打工）出現勞工緊缺，兩年時間里，他們從勞動力輸出地變成輸入地。 　　過去當地的企業自主招工一般都能招滿，但2006年裕盛投產后，裕元、匹克、旺旺等用工大戶就不得不依靠政府組織招工。每年勞動部門向各鄉鎮下達招工指標，在春節前后鄉鎮干部逐戶上門做工作，勸說外出打工人員進入本地企業工作。 　　從2006年到2008年兩年間，上高縣便勸留了近3萬勞動力在本地就業，同時將原來留來留在農村的近1萬農民通過培訓轉化為企業員工。 　　但這仍滿足不了需求。上高政府不得不多管齊下：一方面向四川、湖南等勞動力資源大省派駐勞務機構，吸引外地勞動力前來上高打工；另一方面則在上高設立了省級職業培訓基地，以吸引周邊地區人員前來培訓，并留在當地就業。　　為了方便本地勞動力的就業，上高縣開通了環繞全縣的公交系統，本地農民除了白天上班之外，晚上和雙休日還可以做些家務和農活。　　在政府的努力之外，企業的用工制度也發生了變化，對工人年齡的要求從過去的35歲以下放寬到了45歲，同時在每年的農忙季節視生產情況給員工放假，以吸引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前來就業。